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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國酒茅臺在A股的股價沖至394元/股這樣歷史的新高，總市值4949億元人民幣，按現時匯率折合計算為718億美元，首次超過全球酒王帝亞吉歐的市值717億美元，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烈性酒公司。業界稱之為歷史性的一幕，但筆者看來，應當在更加雄闊的視閾下審視這件事情，因為這是一個民族實體經濟崛起的標本，兼具民族經濟實體在現階段主要的歷史特征。

首先從品牌屬性看，茅臺以“國酒”為定位，地緣文化深重，所以品牌自身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以及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的愿景，是中國近現代以來實業興國的典型案例，并因此在全球華人社會具有很高的價值認同感。

近現代以來懷揣實業興國夢想的企業家都會把企業的發展和民族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希望以企業為支點，驅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家復興，從而彰顯出中國精英文化中不可磨滅的“士子精神”。這種精神不僅體現于傳統的民族產業，同樣也在重工、機械、科技等現代領域薪火相傳。

第二從市場結構看，帝亞吉歐的市場營收有1/3來自北美，1/4來自歐洲，而茅臺酒95%的營收來自國內市場。中國國內消費升級所帶來的需求增長，將是成就中國國際品牌的擠出市場，因此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較高。但從民族品牌向世界品牌升級，民族實體經濟還需要惡補覆蓋國際市場這一課。不過，有了國內市場做后盾，民族品牌走向國際市場，新的平臺將成就新的品牌高度。

第三從經營理念看，茅臺集團所堅守工匠精神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質。茅臺集團的經營理念中有一個很有名的“四個服從”，即當產量與質量發生矛盾時，產量服從質量；當成本與質量發生矛盾時，成本服從質量；當效益與質量發生矛盾時，效益服從質量；當速度與質量發生矛盾時，速度服從質量。在茅臺集團的企業經營中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服從質量”，這種始終把“質量第一”放在企業經營核心的理念，與“善其身、濟天下”的中國文化一脈相承。

在茅臺的經營理念中，還有許多類似的內容，譬如“生態管理”等，把企業的經營與自然、社會創建一種融為一體、和諧共生的關系，體現一種“和合”的共贏文化。

當然，茅臺今日的品牌高度不是一日成就的，與所有實業興國的民族企業的經歷一樣，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與時俱進地加以傳承和創新所形成的。所以筆者聽到茅臺集團董事長袁仁國演講中頻次最高的詞匯，就是“居安思危”，要使茅臺集團能夠日日新、茍日新、又日新，不斷煥發新的生機。

筆者期待更多的民族實業能夠像茅臺這樣，能夠在各自的領域實現珠峰登頂，從而成就民族復興路上的國際化的民族品牌集群。

名酒本質上是消費品

出于職業習慣，筆者近日特別關注正在熱播的反腐大局《人民的名義》中多次出現名酒的鏡頭。《人民的名義》取材于現實，逼真的畫面真實再現了近幾年來的反腐內幕。從這些畫面中，筆者也發現其并不似傳說中的談酒色變，把酒跟腐敗緊緊連在一起。相反，酒在劇中的“出鏡率”還出奇地高，家居擺設、朋友宴請、小酌談心，酒的角色不再妖魔化，而是人們生活中極為平常的消費品。尤其劇中的候亮平、陳海等反貪精英，他們也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安貧樂道的苦行僧，相反，他們也喜歡喝名酒，與時尚青年一樣喜歡奢侈品，只不過他們一定會問：酒錢是誰出的？喝酒的背后是不是隱藏著不正常的交易？

酒在中國政治文化體系中的角色很特殊，早在《尚書》中就有大量關于君王飲酒誤國的論述及事例記載，加之《戰國策》中大禹一句“后世必有飲酒而誤國者”，每逢反腐，酒無一幸免地被妖魔化，各級官員見酒唯恐避之不及，酒類的消費市場因此受到沖擊。于是乎，有媒體總喜歡把反腐中的禁止公務消費高檔酒等同于禁酒令。當然，限制三公消費和禁酒令有本質上的區別，筆者往昔文章多有論述，在此略過。

但本劇卻還原了酒作為消費品的本質，酒可以會催發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這種交往或是純真的，或是謀私的，或是附帶條件的，但酒只是酒，關鍵在于飲酒者自身的抉擇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