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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名人，大多嗜酒。李白是不是我國古今飲酒名氣最大的人，不敢妄言。但李白詩名赫赫，據(jù)說酒后寫詩有如神助。詩人鄭谷說他“高吟大醉三千首”，杜甫也說“李白斗酒詩百篇”，李白自己的詩，也散發(fā)著一股濃濃的酒味。看來，在李白，酒是詩的酵母，詩是酒的產(chǎn)兒，酒也汪洋恣肆，詩也恣肆汪洋，詩因酒好，酒以詩傳，飲酒之于李白，才是不折不扣、至高無上的酒文化。

汪倫請李白，得誘以“萬家酒店”;善釀老春的紀叟辭世，李白便哭：“夜臺無李白，沽酒于何人?”在陪李曄及賈舍人游洞庭時，又突發(fā)奇想：“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云邊。”看看，為了這杯水，不惜跑斷兩條腿，恐怕只有李白做得出呢!

李白自視甚高，渴望用世。本來嘛，這等才學(xué)不派上用場，讓他如何甘心?正像火山內(nèi)部積蓄了高能量巖漿必當(dāng)爆發(fā)噴涌，李白也必當(dāng)釋放出他的高智能之后方可心無波瀾。幾番公關(guān)，左顧右盼，好歹總算受詔入京了，看他那“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神態(tài)是何等狂傲!從此便可“榮名在麟閣”，以輔政建功了。然而，這個生殺予奪的皇上，那些奸詐百出的權(quán)臣是輕易得罪得起的么?可是李白不管這些，幾斗老酒落肚，便：“戲萬乘若僚友，視濤列如草芥”。然而傲視王侯也好，勇于抗爭也罷，不爭的事實卻是不出兩年便被放還。于是又氣得捶胸頓足，恨不得“捶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其實這是必然的結(jié)局，正應(yīng)了“古來材大難為用”的讖語，只好又回頭哀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一邊待著去“愁來飲酒二千石”，“舉杯銷愁愁更愁”了。既知酒添愁腸，不喝便罷了。可越喝越上勁，還“但愿長醉不愿醒”，縱然是“謫仙”，但畢竟被謫下來了，惹得“襄陽小兒齊拍手”，還依舊“笑殺山公醉似泥”。喝就喝，醉就醉吧，還嫌不過癮。“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如此死活不顧，咬牙切齒，發(fā)誓賭咒，不知和誰較勁使氣。

酒與李白有著不解之緣，成了他的人生道具。李白是“謫仙”，他的酒也就沾了仙氣，喝得那么不同凡響，又出詩歌又出人格，“天子呼來不上船”，是蔑視權(quán)貴;“將進酒，杯莫停”，是豪放;“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是無奈，是自毀，也是解脫。所以不管喝到哪步田地，一路錦上添花，借酒抒情，“嗜酒得天真”。

晉代劉伶著有《酒德頌》，把酒推崇備至，自稱“唯酒是務(wù)，焉知其余”。他縱酒無度，乘車外出時，都要攜帶一壇酒，且飲且行，更為奇者，車后還有仆人荷鋤相隨，因為他吩咐過，若他飲酒致死，即可埋掉。以致后來因酒致病，垂危中仍央求服侍他的女人給他一點酒“解渴”。

唐代的賀知章，曾以身佩之金龜換酒，與李白暢飲;至于晉時的阮遙集，以帽上的裝飾物“金貂”易酒，急不可待，“飲如長鯨吸百川”般地將酒喝下。北宋李元忠在未發(fā)跡之時，家中窮極，曾將僅有的兩床褥子拿去換酒;三國時的孫濟屢欠店家酒錢，曾打算以身穿的棉袍還債而并不罷飲。

清朝愛新覺羅家族中的敦敏、敦誠兩兄弟，自是乾隆盛世的才子能人。他們分別擔(dān)任過錦州和山海關(guān)的稅務(wù)官，但到了后來，或家道貧落，或罷職降官，郁郁不舒，亦常以酒為伴。他們與曹雪芹交往甚篤，常同酣共飲。敦敏在《贈芹圃》一詩中，曾寫曹雪芹“尋詩人去留僧舍，賣畫錢來付酒家”的窘困生活。敦誠的《佩刀質(zhì)酒歌》更是動人，為了與曹雪芹共同打發(fā)凄風(fēng)苦雨之晨，索性解下新磨的佩刀，拿去換酒，權(quán)與友人共醉。

在古代名人的詩文中，寫酒時并非都是勸豪飲而抒胸臆。更有先前嗜酒者，在認識到過量飲酒對身體的危害后寫出“戒酒”作品。

蘇軾才華橫溢，“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樽前醉徘徊”，足以說明他曾與酒過從甚密。

他的戒酒，是在謫調(diào)廣東惠州后，那時，他痔疾復(fù)發(fā)，諸醫(yī)束手而百藥無效。在聽信友人戒酒的勸告后，每日以素食、茯苓粥、黑芝麻為餐。清茶淡飯使之痔疾不藥而愈并精神倍增。

到后來再貶海南儋縣，其弟蘇轍趕到雷州置酒席為之餞行時，他婉言謝絕同胞的厚意，以“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的詩句，表明戒酒的決心。

辛棄疾亦是嗜酒之人。然而，在他晚年，一首《沁園春·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的詞，一反其“激昂排宕”的基調(diào)，成了人情味極濃的勸世文。他填此詞，責(zé)已悔過，寓意勸人，確有相當(dāng)毅力，用心良苦。

“寬心應(yīng)是酒，遣興莫過詩。”元人方回就詩人與美酒的關(guān)系有一番妙論，他指出：中國文學(xué)史上有一奇觀，就是“詩與酒常并言，未有詩人而不愛酒者也;雖不能飲者，其詩亦未嘗無酒焉。”(《瀛奎律髓痛序》)詩人何以愛酒?解者各不相同。

依我看來，倒是被林語堂稱為“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的蘇東坡深諳個中三昧，他在《洞庭春色(酒名)》一詩中頗形象地把酒喻稱為“釣詩鉤”和“掃愁帚”。原來，文人喝酒不止是激發(fā)創(chuàng)作靈感，也為的是在暫時的超脫中忘憂解愁。

就人物身份而言，喝酒似乎是有級別之分。

小說名家汪曾褀觀察過，北京人喝酒，大致可劃分如時幾個檔次：喝一毛三的是一個層次，喝二鍋頭的一個層次，喝紅糧大曲、衡水老白干的又是一個層次，至于喝八大名酒的則是高層次，還有專喝茅臺的是最高層次。這位老作家說的是70年代中后期的行情，如今早已時過境遷。

以臨場狀態(tài)而論，喝酒者的席上表演亦有階段之別。

王蒙在《我的喝酒》一文中寫道：“文革”時期，“一些作家朋友最喜歡談?wù)摰氖秋嬀频乃膫€階段：第一階段飲者像猴子，變得活潑、殷勤、好動。第二階段像孔雀，飲者得意洋洋，開始炫耀吹噓。第三階段像老虎，飲者怒吼長嘯、氣勢磅礴。第四階段是豬。據(jù)說這個說法來自非洲，真是維妙維肖!”

為何愛此話題呢?就因關(guān)牛棚受迫害如老鼠般生活的作家們多么渴望借酒變猴變虎，一泄心中怨憤，“哪怕最后爛醉如泥，成為一頭豬啊!”

在新加坡女作家尤今眼中，酒里又深寓著人世間的交友之道。有一年春節(jié)，她在為某報撰寫的《酒與人》文中，開篇即云：“友情如酒。”在她看來，“君子之交，像米酒”，“小人之交，像椰花酒”，葡萄酒如友誼遠長久的知己，水果酒似嘴甜心不誠的泛泛之交。可憾又可惱的是，生活中“常常有人錯誤地把椰花酒當(dāng)成葡萄酒，狂喝之后，徒呼負負”。更有人刻意“以甲瓶裝乙酒”，他人不慎喝下而被劣酒傷身，為時已晚。

鑒于此，女作家詞懇切地告誡道：“舉杯前，該圓睜雙目，認清商標;輕啜時，該提高警覺，細辨酒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