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2011年,今年白酒行業增速下滑趨勢已經顯現,將進入調整期,但還不是真正拐點。
如果在產品定位時打上產區烙印,消費者會潛意識地將該產品和某個知名品牌聯系起來,從而間接達到向四川名酒借力的效果。
過去十年間,中國白酒產業發展可謂是轟轟烈烈。但抽絲剝繭卻發現,中國白酒行業發展的“黃金十年”恰好是產業高度政治化的十年,中國白酒既然受惠于政治帶來的商業紅利,也必將承受“去政治化”帶來的陣痛。白酒只有實現某種程度上“去政治化”才能夠回歸真實消費品屬性,才能夠轉到按照消費品客觀規律打造核心競爭力的軌道上來。
首先,戰略制定上政治導向過于明顯。從中國一線名酒以及二線名酒企業發展戰略上看,政府與政治導向影子均十分嚴重。近十年來,特別是“十二五”以來,中國白酒行業很顯然進入了產能規模與營收規模的“大躍進”時代。但我們不禁要反思:動輒百億乃至于千億發展戰略是否脫離了行業本身的發展規律?從消費品屬性看,白酒行業不可能讓如此多企業進入到百億、千億陣營,白酒產業也要通過市場配置資源實現產業整合。
其次,品牌塑造上高度政治化。白酒品牌的塑造完全“政治化”與“皇權化”,品牌文化從挖掘歷史走向政治迎合。品牌定位上,白酒品牌普遍走向政務商務品牌定位,導致品牌起點上政治化;品牌訴求上,白酒品牌追求宏大敘事與家國情懷,使白酒品牌異化成為典型的政治消費品;品牌傳播上,追求央視平臺與地方黨報類媒體,這一點凸顯了白酒的政治屬性。央視從某種意義上成為政府象征,而白酒企業集體性追逐央視,說明了白酒在品牌傳播上陷入了集體性迷失。而地方黨報、黨刊投放則更加集中體現了白酒品牌鮮明的政治迎合;品牌公關上,以定向爆破方式進入到黨政系統進行贊助,使得公關活動失去了品牌塑造功能而異化成直接銷售的工具。
第三,營銷手段高度政治化。近年來,白酒行業創造的營銷手段都是以滿足政府、政治以及政策為目標導向。非主流經銷商開發,以是否有政府資源為唯一衡量指標;品鑒顧問選聘,以聘請官員為首選目標;團購渠道操作,以政府關聯人物利益輸送與價值滿足為導向;價格策略制定,同樣以對價格不敏感的政府消費為導向,創造了白酒價格繁榮假象;產品研發,同樣以滿足政府、政治人物以及財政支付需要。
由于白酒企業多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作為地方財政支柱獲得了來自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支持。但政府政策性支持很顯然被很多白酒企業誤認為國家戰略上支持。而實際情況是從1996年以來歷屆中央政府對于白酒產業政策均表現為溫和支持與嚴格限制。從1988年至2012年國家出臺了8次比較大的關于白酒產業政策,嚴格意義上只有2次屬于溫和支持,其余6次均是限制白酒產業發展。因此,白酒企業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現實,白酒產業必須“去政治化”,實現產業集中,在消費品屬性范圍內實現產業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