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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滸》之潘金蓮  黃永玉 　　

　　與鮑鵬山認識已十多年，距讀他的《寂寞圣哲》到今天也有九年。其間各有事累，難得存問。但有一個情景一直記得。那是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坐在底下的他，對滿臺的高頭講章實在不耐，舉手發(fā)問：你們?nèi)绱嗣撾x開文本談問題，有意思嗎？
　　
　　這里要說的不是鵬山的率直，做學問的人未必有此就是大德，而是他對這樣一種治學方法的執(zhí)著肯認與實踐。當上世紀八十年代，人們爭先恐后地引西學來裁量傳統(tǒng)，不僅視角與方法，即標題和出注方式也一味擬同西方，而全不想彼之所以如此，有從語言到文化各種先天局限的影響。譬如，因為無法圍繞多個對象窮盡搜討，海量釋讀原典，只得選一人一事作精細的討論；又因為難以覷定一個問題作擘肌分理的博觀圓照，只得在注釋中另為申論，以求合照。對這種但取小徑，勿由大道；或橫生枝節(jié)，強為安頓，乃至以跟風為“預(yù)流”，牛花繭絲，都拉開架勢辨析，屑小物事，充全副精力發(fā)揚，鵬山最不樂見。盡管，這樣的情形到今天仍不能說已經(jīng)消停，在有的領(lǐng)域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但他能不為搖動，執(zhí)拗地做自己喜歡的學問，既努力貼合文本，深入體味，又力避哲學的矯情與思想的做作，越十年不改而至于今，真的使自己的論說，揭開了文字背后的曲曲窔奧，還原了人性的深層結(jié)構(gòu)。
　　
　　他的《新讀諸子百家》著意探究先秦諸子的思想及其后世影響，尤著力描述在古代中國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下，人的坎坷命運與心路歷程。其間，個人與體制調(diào)適過程中產(chǎn)生的種種情偽與變態(tài)，最引動他的關(guān)切，是以筆墨所及，每有新見。如稱莊子是先秦諸子中唯一不對帝王說話而對普通人說話的人，“莊子之住鄉(xiāng)下，乃是他死心塌地的選擇”，意在發(fā)見莊子思想對當日社會種種荒唐罪惡的拯救價值。又稱屈原之影響中國歷史不在其思想與事功，而在其失敗，那種“個人對歷史的失敗，個性對社會的失敗，理想對現(xiàn)實的失敗”，將一個政治上不成熟的敏感詩人之于過于圓滑的涼薄世情的緊張關(guān)系，揭示得入木三分。
　　
　　他的《中國人的心靈》還原的是中國文學的整體發(fā)展歷史，就其當初的本意，是想寫成文學史的，但最后的面目與一般文學史的呆定老套全不相干。相反，基于“文學是人類精神的避難所，并且將被證明是最后一個”的認知，它更多地將視角對準人心與人性，尤注意選取歷代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或觀點主張，有時一花一吟，幾個字的賞析，照見的是三千年來，中國人理智與情感的關(guān)竅和肯綮。至于所揭出的“傷感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境界”，不但有人類基本的心理事實做依據(jù)，更符合古代中國人對人情事理的深徹體知。或以為，傳統(tǒng)的中國，自有一種“樂感文化”，如王國維所說，“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但他看來，不管從哪個意義上論此“樂”字，“中國人骨子里就是悲劇性的”，“在中國人的感受里，一切美好的東西幾乎都是令人傷感的，因為我們窺見了繁華背后的憔悴”，從這個意義上，毋寧說它是“哀感”的更通。“只是，一個出人意料的結(jié)果是，由于我們能充分體認到世界的荒謬與人生的悲涼，我們在日常表現(xiàn)上，往往倒是樂觀的”。但凡讀過莊子、陶淵明和蘇東坡，我們就會承認，作者的判斷很有道理。
　　
　　這里說到戲曲小說，它們也是本書的一大重點。作者對此，特別是對文學史上那幾部代表性的經(jīng)典小說，有十分精到的討論。如認為對《紅樓夢》中的人物不易硬做好人壞人的判分，像有些無聊的紅學家的那樣。賈政、鳳姐和襲人等在“道德上固然不高尚，但他們的缺點，卻也是在基本的人性范圍之內(nèi)”，正因為如此，這種普通人性造成的情感悲劇，才讓人真正的感慨萬端。又指出《三國演義》的道德水準與趣味都是民間的，既顯得保守，又極為庸常；語言雖稱精致，文學成就卻甚為可疑。比之《西游記》來，語言雖顯粗俗，但因取一種破壞與看穿的立場，反而更見識見的高邁，并更合符士人的趣味。而就它的主題而言，既無關(guān)壓迫與反抗，也不為爭底層的自由，只是有旺盛的生命力需要發(fā)泄，所以，小說中對立的雙方不過是游戲的雙方，又因作者對這雙方力量對比的預(yù)設(shè)明顯，遂使“閱讀的快感就不來自什么懸念與結(jié)局，而是轉(zhuǎn)向了對過程本身的欣賞”。小說中對具體人物如果說仍有褒貶，也多由社會層次轉(zhuǎn)向人性的層次，由反映社會矛盾轉(zhuǎn)向人性的缺陷。
　　
　　此外，他還指出《儒林外史》主題之深刻在于“反體制”，在于對這種體制外無所謂成功光榮、體面尊嚴的單一價值觀，及其對人性的擠迫與扭曲有深刻無比的鞭笞。當然，儒林外更廣大的市井也是如此，他照例通過比較來說道理。他告訴人，在《金瓶梅》中，究竟商人的金錢侵蝕了權(quán)力，還是權(quán)力導致了商人的墮落，是一個需要思量的問題。當國家公權(quán)力過度占有社會資源，一切不道德才更容易產(chǎn)生。從這個意義上說，類似西門慶這樣的，就可視為權(quán)力的受害者。小說中的他，在社會通行的語境里，不過是一“無惡不作”的壞人，但看看吳敬梓筆下的嚴貢生，一個被體制認可的“優(yōu)行”的鄉(xiāng)紳，實際上卻“無作不惡”。兩者相較，后者是不是更寫出了一種壞的體制和價值。于此，作者的結(jié)論是，“好的價值會判斷壞人，而壞的價值則不能”。
　　
　　凡此種種，入情入理的評判，不惟畫人眼前，還畫人心上與意外的洞徹與精到，更豐富地呈現(xiàn)在他對《水滸》的解讀上。在他看來，作者之所以寫此，無關(guān)農(nóng)民起義，只是為了釋放一肚皮的錦繡與牢騷，寄托對寒涼人世中一種溫藹暖意的思慕而已。其實，關(guān)于《水滸》是作者一瀉胸中之積郁的產(chǎn)物，從金圣嘆到胡適之都這么說，但可能他們說得簡切了，今人偏不能信，也無從信起。鵬山以精細的分析，精辟的提點，抉幽顯微，發(fā)覆祛魅，當他說“酒是我們和這世界妥協(xié)的理由和條件，酒調(diào)動的是我們自身的體溫，卻讓我們感謝世界的溫暖”，風雪山神廟中，林教頭的英雄末路，是不是給你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印象！他還說，《水滸傳》的妙處，金圣嘆還沒有說完。這是一個重要的結(jié)論，對照我們一上來說的他的率直，真是有意思得緊。只是，我也曾在電視上看他說林沖，或許為了照顧大眾的接受，多只是“非常非常”、“很好很好”之類，這還是鮑鵬山嗎？
　　
　　遺憾的是，現(xiàn)如今人們只認識這樣的鮑鵬山，并只知道開電視機有趣，相信開卷有益的日少。孰不知圖像與聲音更多刺激感官，不砥礪思想，它更容易造成的是被動的接受與膚淺的觀察。哪里像閱讀，能調(diào)動人整個心靈，形成思維的緊張。并且只有在閱讀中，人才能體會一部好的作品，實際上就是一個開放的召喚結(jié)構(gòu)。以是否抵達這個結(jié)構(gòu)作標準，在電視上，鵬山只做了吆喝的買賣；在他的書里，包括已出的《新說水滸》與《新說水滸2》，我們才見到一個熱忱而有見識的引路人，他以與古人“結(jié)心”之所得，告訴你必須知道并且也應(yīng)該可以理解的更深刻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無疑是一個寫得比說得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