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二月十日，總憲李邦華向崇禎帝提出了遷都南京的建議。崇禎聽后沒表態，只說“知道了”。崇禎可不是沒聽進去這個建議，后來就在朝會上討論這件事情，可得到的并不是他想要的結果。
朝中的大臣們都認為即便是南下，也應該是太子南下，而皇帝應該守衛社稷。崇禎于是冠冕堂皇地說：“國君死社稷，恒理也。”這話說得顯然違心，既然已經打算“死社稷”了，怎么還拋出南下這個議題呢？
末了，崇禎還給提出南下建議的臣子一句：“言遷者欲使朕抱頭鼠竄耶？”大臣們一看風向不對，馬上調轉口風，紛紛表示放棄南遷主張。但崇禎不是不想南遷，只不過是他想代替太子南遷，于是就又大罵“光時亨阻朕南行”。
崇禎可能覺得這話說得太露骨了，又對提議南遷的臣子說：“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說是“毋復多言”，其實崇禎是想做個姿態，讓大臣們極力進諫，這樣自己“盛情難卻”順水就把南遷的事情定下來了。可誰想，他這前后矛盾，一會遷一會死社稷的，搞得大臣們也摸不清風向了，于是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南遷沒形成決議，崇禎的逃跑計劃沒能成功，此時李自成已經兵臨城下。李自成沒有馬上開始攻城，而是派投降的太監杜勛進城，代表自己與崇禎皇帝談判。杜勛帶來了李自成的要求：封李自成為王，賜銀一百萬兩，承認陜西和山西為其封國。這樣的條件，對于已經內憂外患的崇禎帝應該是最好的條件了。只要給了李自成一個官方身份，馬上就可以解除起義軍對自己的威脅，同時又為自己抗擊滿清增強了力量。可是崇禎不想落個“偏安”的名聲，希望找個替罪羊，此時在他身邊的大臣魏藻德成為他的目標。
崇禎便問魏藻德：“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可魏藻德不想背這個黑鍋，選擇了沉默。崇禎于是再次發問：“此議何如？”魏藻德依舊“拒絕回答”。沒辦法，崇禎拉不下這個面子談議和，于是打發走了杜勛。杜勛剛走，崇禎帝就拍桌子摔板凳，并把魏藻德一把推倒，其氣憤程度可見一斑。
崇禎不僅不能承擔責任，很多時候也往往是“說得輕松，做得稀松”。
崇禎十年四月大旱，祈了幾次雨都沒效果，崇禎下了一道《罪己詔》，長篇大論，其實不過就倆字：拿錢。他哪里是責怪自己啊，分明就是責怪這些當官的只顧自己發財了，也不分給這個皇帝點。他還曾動過“搜括臣宰”以“助餉”和“救民”的念頭。于是，崇禎要么經常吃著吃著飯，就覺得自己太奢侈了，于是要求給自己“減
文章來源華夏酒報膳”；要么在觀看宮女表演時，經常想到老百姓還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于是要求“停樂”。可是老天爺似乎不領這份情，雨、旱、蝗災一樣不少照方全來，這讓崇禎更覺缺錢，于是幾次三番地“罪己”，周而復始地勸戒官員富戶“慷慨解囊”，但總沒有實際效果。
事實往往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據《明季北略》記載：當李自成進京之后，打開國庫時，被自己看到的一切驚呆了。“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是啊，誰看到這么一大堆銀子能不呆呢？但崇禎皇帝怎么就“忘記”自己還有那么多私房錢呢？在國難當頭之時，在號召他人“慷慨解囊”之時，為何不能做個榜樣，自己先拿出銀子助賑、助餉？
可憐之人自有可恨之處，《明史》批評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其實他的性格弱點正是其悲劇的根本原因。
崇禎一朝，留給人們最光輝的記憶恐怕就是他苦心經營，終于鏟除了大太監魏忠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堅忍、睿智的崇禎。無論是示弱保身，還是逐步剝離魏忠賢的權勢，或是雷厲風行地實施抓捕，崇禎在此時的一系列舉措都體現出他曾是一個高明的君主。但令人扼腕的是，崇禎仍然沒有脫離開依賴、信任宦官的軌跡，最終更是聽信宦官的話殺死了保護大明王朝的中流砥柱袁崇煥，從而進一步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崇禎走了一個來回，卻猛然發現自己又回到了起點，或者說他退步了更適合。崇禎的失敗，為我們昭示了一條生存法則：千萬別做戴著眼罩的驢！
電影中有句經典的臺詞，“如果上天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上天，曾經給了崇禎這位想要重振大明王朝的皇帝很多次機會，卻沒有一個能實現。而沒有實現的原因，在于崇禎總希望自己來做紅臉，而黑臉讓別人來做，崇禎太把自己當聰明人了。崇禎的“聰明誤事”，向我們昭示了一條生存法則：不要把別人當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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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魏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