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應該說飲，或喝。然而南方人都叫吃。古詩中有“吃茶”，那么酒也不妨稱吃。說起吃酒，我忘不了下述幾種情境：
二十多歲時，我在日本結識了一個留學生，崇明人黃涵秋。此人愛吃酒，富有閑情逸致，我二人常常共飲。一日，我們到江之島去游玩。這島臨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陰如蓋，中間設著許多矮榻，榻上鋪著紅氈毯。
我們兩人踞坐一榻，就有束紅帶的女子來招待。“兩瓶正宗，兩個壺燒”。正宗是日本的黃酒，壺燒是這里的名菜。壺燒是一種大螺螄，約有拳頭來大，殼上生許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擺平，像三足鼎一樣。取出肉來切碎，加入醬油等調味品，煮熟，就用這殼作為器皿。這器皿像一把壺，所以名為壺燒。其味甚鮮，確是佐酒佳品。
我和老黃在江之島吃壺燒酒，三杯入口，萬慮皆消。但覺心曠神怡，仿佛
文章來源華夏酒報身在仙境。
又有一種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對手還是老黃，地點卻在上海城隍廟里。這里有一家素菜館，叫做春風松月樓，百年老店，名聞遐邇。我和老黃都在上海當教師，每逢閑暇，便相約去吃素酒。我們的吃法很經(jīng)濟：兩斤酒，兩碗“過澆面”，一碗冬菇，一碗十景。
所謂過澆，就是澆頭不澆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來當飯吃，人們常喊作“過橋面”。我們常常去吃，后來那堂倌熟悉了，看見我們進去，就叫“過橋客人來了，請坐請坐！”現(xiàn)在，老黃早已作古，這素菜館也改頭換面，不可復識了。
另有一種情境，則見于患難之中。那年日本侵略中國，石門灣淪陷，我們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轉桐廬，在城外河頭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們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寶函。他有一個孫子，名叫貞謙，約十七八歲，酷愛讀書，常常來向我請教問題，因此寶函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
這老翁年約六十多歲，身體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邊的圓鼓凳上。我一到，他就請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站起身來，揭開鼓凳的蓋，拿出一把大酒壺來，在桌上的杯子里滿滿地斟了兩盅；又向鼓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來，就和我對酌。他的鼓凳里裝著棉絮，酒壺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來的兩碗黃酒，熱氣騰騰。酒是自家釀的，色香味都上等。我們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閑談。
談的大都是關于他的孫子貞謙的事。他只有這一個孫子，很疼愛他。說“這小人一天到晚望書，身體不好……”我用空話安慰他，騙他酒吃。騙得太多不好意思，準備后來報謝他。但我們住在河頭上不到一個月，杭州淪陷，我們匆匆離去，終于沒有報謝他的酒惠。現(xiàn)在，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貞謙已入中年。
最后一種情境，見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時我僦居在西湖招賢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家居多暇，則閑坐在湖邊石凳上欣賞湖光山色。每見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邊垂釣。他釣的不是魚，而是蝦。釣得三四只大蝦，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籃里，起身走了。我問他：“何不再釣幾只？”他笑著回答說：“下酒夠了。”我跟他去，見他走進岳墳旁邊的一家酒店里。我就在他旁邊的桌上坐下，叫酒保來一斤酒，一盤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卻不叫菜，取出瓶子來，用釣絲縛住了這三四只蝦，拿到酒保燙酒的開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蝦已經(jīng)變成紅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醬油，就用蝦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蝦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個酒徒。我被他引起酒興，也常跟他到岳墳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問姓名。我們都獨酌無伴，就相與交談。他知道我住在這里，問我何不釣蝦。我說我不愛此物。
有一次，夏天，我?guī)Я松茸尤コ跃啤Ｋ杩次业纳茸樱吹搅宋业拿郑泽@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識泰山！”于是敘述他曾經(jīng)讀過我的隨筆和漫畫，說了許多仰慕的話。我也請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現(xiàn)已忘記，是在湖濱旅館門口擺刻字攤的。下午收了攤，常到里西湖來釣蝦吃酒。此人自得其樂，甚可贊佩。可惜不久我就離開杭州，遠游他方，不再遇見這釣蝦的酒徒了。
寫這篇瑣記時，我久病初愈，酒戒又開。回想上述情景，酒興頓添。正是：“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唯恐淺。”
（本文節(jié)選自豐子愷先生《文化名家談酒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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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車婉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