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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俄羅斯人瘋狂的伏特加俄羅斯人是相信上帝的，但是俄羅斯人并不認為在上帝創世之前天地是一片混沌，至少混沌中還有伏特加。在遼闊廣袤的俄羅斯大地上，一切全源于伏特加，一切全歸于伏特加。
二十世紀初，俄軍官兵能夠完成艱苦的訓練，惟一的支柱就是斯米爾諾夫(Smirnov)牌的伏特加。與此同時，伏特加給這個國度帶來的傷害卻大過了任何一次戰爭。在蘇聯占領阿富汗的十年間，共有14000名士兵死亡，但每年俄羅斯卻有三萬多人死于酒精中毒。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每年能喝下比俄羅斯還多的酒：平均每人每年消費15公斤白酒，其中至少一半是伏特加。
伏特加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共同點是，二者都給無數俄羅斯家庭帶來了傷痛。伏特加這個詞兒一旦被人提起，就會引發出無法預料的行為。有傻笑的，有不停打響指的，有自己跟自己掐的，有悶不吭聲的，什么都有可能，惟一不可能的是獨醉。不管在哪一種政治制度下，俄羅斯人永遠都是被伏特加劫持的人質。伏特加能決定俄羅斯人的生和死。伏特加就是俄羅斯的神。2003年，這位大神迎來了它的500歲誕辰。
愛也是它，恨也是它——伏特加把俄羅斯人整瘋了！1970年代初的一天，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從郊外的扎維多沃高官官邸返回莫斯科。那天，給他開車的是蘇共總書記列奧尼德-勃列日涅夫。兩位領導人共處一車，葛羅米柯覺得現在正合適談一個比較難弄的話題，于是他說道：“列奧尼德-伊利伊奇，我們得管管伏特加了。人民就要全變成酒瘋子了。”
勃列日涅夫沒有做聲。五分鐘后。葛羅米柯正在暗自后悔不該提這事時，勃列日涅夫突然道：“安德烈，俄羅斯人民離了這個什么也做不了。”
這個小段子是戈爾巴喬夫自己講的，他則是聽葛羅米柯親口說的。每個俄羅斯人都知道，戈爾巴喬夫的想法與勃列日涅夫相左，戈氏成為了伏特加史上惟一一個下令禁用伏特加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認為，工傷事故增加、生產效率降低、人均壽命縮短、交通事故頻發，這些都是伏特加惹的禍。1972年，蘇聯政治局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沒有做出決議。戈氏說，這個問題根本解決不了，因為國家的預算也“喝醉”了，因為預算里面很大比重來自于伏特加的銷售收入。用借用伏特加的銷售來彌補預算，這本來是斯大林的決定，但只是一個臨時決定，結果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伏特加在預算中貢獻的數字從1000億盧布增加到了1700億盧布。
蘇共黨內的確不乏醉漢。勃列日涅夫一上臺就喝得酩酊大醉，葉利欽甚至用炫耀自己喝醉過來勾引女人，以顯示自己與平民一樣。
1985年5月，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總書記剛兩個月，便頒布了《關于消除酗酒的措施》。從此，戈氏拉開了與伏特加的斗爭序幕，他相信自己能夠獲得人們的支持，因為一個對兩百家工廠所做的調查顯示，工人們雖不贊成禁酒，但都支持對飲酒加以限制。然而，這場禁酒運動最終仍演變成了蘇聯官僚制度的另一個笑柄。
戈爾巴喬夫關閉了伏特加酒廠，取締了大部分酒類商店，禁止蘇聯駐外使館用酒，甚至還用推土機推倒了克里米亞、格魯吉亞、摩爾多瓦和庫班河流域的葡萄園，這一切無不令酒鄉俄羅斯舉國嚎啕。后來，戈爾巴喬夫得外號“礦泉水總書記”。
隨后，如戈爾巴喬夫所料，丈夫們和妻子在一起的時間多了，生育率自然提高了，人均壽命也延長了。但是，戈氏沒想到的是，蘇聯國內出現了食糖短缺。人們搶購并且儲藏食糖，是為了在家里釀酒。更令戈氏想不到的是，竟然有人開始飲用各種有毒的致醉品，比如制動液，俗稱剎車油。我還記得在那時看到過的一個商店標牌，那是在伏爾加河北端的一個小鎮上，標牌上寫：“古龍水，下午2點供應。”
也許是因為戈爾巴喬夫的家鄉是非常不俄羅斯的斯塔夫羅波爾市，那里的人都習慣喝紅酒，所以他不知道伏特加對人的心理能造成多大的影響。在1980年代，在這個伏特加當貨幣使時比盧布還要靠得住、70%的兇殺案件是因酗酒而起的國家里，伏特加的力量遠遠強過了戈爾巴喬夫手中的權力。
最終，可怕的統計數字令戈爾巴喬夫放棄了他的禁酒令。盡管戈氏懷疑這些統計數字在政敵那里被故意夸大了，他仍哈哈大笑著給人講了一個笑話：“人們排起長隊買伏特加，有一個人實在忍受不了了，便說：‘我要去克里姆林宮殺了戈爾巴喬夫。’一個小時后，他回來了。仍在排著長隊的人們問他：‘你殺他了？’他回答說：‘殺他？那邊排的隊比這兒還長！’”
伏特加伏特加的發明過程很少見諸史籍，不過這個過程倒不見得傳奇。俄羅斯人認為伏特加神圣且永恒，不會因歷史而改變。
1977年，美國的伏特加釀造公司集體起訴蘇聯的酒廠，指控后者意圖讓人們相信美國市場上的本土伏特加是不正宗的，隨后引發的商業丑聞則掀起了伏特加歷史的研究熱潮。
然而，真正威脅了蘇聯人的卻不是此事。同年，同是華約成員國的波蘭宣布自己才是伏特加的真正原產地，蘇聯無權將其生產的白酒命名為“vodka”。緊張的蘇聯官員立即動身尋找能夠重證其為“伏特加之鄉”的能人，最后這個重任落在了歷史學家波赫列布金的肩上。波赫列布金不負眾望，著文論稱波蘭人始釀伏特加晚于俄人數十年。可嘆重振俄國酒威的波赫列布金兩年前被殺害在莫斯科南郊的家中，據傳系波蘭人所為。
根據傳說，伏特加最早為十五世紀晚期克里姆林宮楚多夫(Chudov)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所釀。起先，修道士們釀酒所用的酒精要從熱那亞進口，后來便逐漸開始采用本地用黑麥、小麥和綿軟的山泉水生產的酒精。
這個故事的一切細節都極度充滿了象征意義：跟上帝扯上了關系，修道院名也有蘊意(“Chudov”在俄語中意為“奇跡”)，背景還是俄國首都。遺憾的是，不少與伏特加的生世有關的文件都毀在了十七世紀中葉俄國東正教教會手里，教會后來宣布伏特加為惡魔的發明。
將酒精與水混合的制酒方法沿襲自地中海文化，尤其是古希臘。古希臘人已開始用紅酒與水相混合，不過這種混合物初時更可能是用來處理傷口的消毒水。不久，伏特加就告別了其醫用價值，變成了瑞典人記憶里1505年遠征莫斯科時見到的一種“燒酒”。十數年后，這種燒酒點燃了所有的俄羅斯人。到了1533年，俄羅斯將伏特加的生產放開給小酒館業主，從此后，“狂歡”——對于原本只飲蜂蜜酒的俄羅斯人來說本是“酩酊大醉”的代名詞——現在已經成為了日常活動。
好景不長。1648年，一場暴動在莫斯科的一家酒館里爆發，隨后蔓延到了其他市鎮，危急的情勢讓當局看到了伏特加泛濫后帶來的后果：全國三分之一的男人都欠著酒館的酒錢，而農民們又因為沉溺酒肆而荒耕數年。于是，俄國政府收回并壟斷了伏特加的銷售權，這就意味著釀酒商的利潤越來越少。從那時起，伏特加就多了一個特征——家庭釀制。
在俄羅斯，伏特加曾六次被禁止。這一壟斷權曾先后六次被撤銷(最近一次是被1992年的葉利欽政府撤消)，同時也六次被恢復(最近一次恢復則是在1993年葉利欽痛感造酒業罪案頻頻時)，但每次反復最終都只能進一步讓人們為伏特加瘋狂。
“我為如此嗜酒成性的俄羅斯人民感到難過！”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對其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說。1894年，維特推出了一項旨在提高伏特加質量、同時也鞏固了政府壟斷地位的計劃，俄國化學大師門捷列夫曾經擔任過這一計劃的負責人。在此之前，伏特加的釀制過程非常簡單：一份酒精加一份水，再調入少量其他添加劑以去其辛辣(如斯托利奇那亞牌伏特加里的添加劑是糖)。
支持飲酒的知識分子最愛提的名字也許還不是門捷列夫——盡管他發現了調制伏特加的最佳比例(即酒精比例為40%)，而是俄國生理學家尼古拉-沃洛維奇，沃洛維奇的研究認為，每天飲用50克伏特加有強心活血之功。就在民間禁酒組織陸續出現于全國各地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政府再次宣布禁酒。
一戰結束后，十月革命爆發，但禁酒令仍未解除，趁著全國一片混亂之時，紅軍和白軍都四處免費“光顧”伏特加酒館，濫飲一氣。波赫列布金在論文中幽默地指出，紅軍最終贏得了勝利，原因之一便是他們更好地守住了酒館，并以槍刑來處罰酗酒者。二十年代中期，列寧廢止了禁酒令以贏得民心。列寧下令生產“里科夫加”(以當時的蘇聯財長阿列克謝-里科夫命名)，此酒因酒精含量稍低(35%)而較伏特加更為溫和。但列寧逝世后，伏特加重又返回人們的生活中，其強勁的銷售額也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做出了貢獻。
蘇德戰爭打響后，蘇聯國防部規定，前線士兵每天每人能獲得100克伏特加的配給。所以蘇聯的伏特加酒廠一致認為，蘇聯之所以能打贏納粹，靠的就是兩樣：伏特加，以及喀秋莎火箭炮。
到了90年代初，隨著蘇聯的解體，國家控制酒類生產的時代也宣告結束，整個伏特加釀制業于是亂作一片。與此同時，俄羅斯被“新俄羅斯人”帶上了“萬惡”的資本主義軌道，而這幫新富當年就是靠著走私伏特加發達起來的。
門捷列夫不僅僅貢獻了伏特加的標準配方，甚至連伏特加的名字也是他取的。在他之前的數世紀里，官方文件在提到伏特加時皆稱之為“谷酒”。伏特加的別稱遠不止這一個，到今天為止，伏特加的諢名在數量上僅次于陽具，其叫法有“開水”、“壟斷波爾卡”、“泡泡”、“機軸”、“苦玩意”、“白玩意”，最經典的是蘇聯時期的“半升”、“1/4瓶”和“女娃”。從詞源上講，“vodka”來源于“voda”，后者在俄語中意為“水”。
19世紀中葉，“водка”(vodka)一詞開始被收錄于標準俄語詞典中，但此時的伏特加仍被上流階層視為沒有文化——甚至是粗俗——的象征。伏特加最初的消費者就是底層民眾，這只能怪當時用木精釀制的伏特加質量太次，聞起來極像機油，而粗俗的酒館文化也是一大原因。此外，在19世紀晚期以前，伏特加一直是散裝，惟一的計量標準是“vedro”(即桶，一桶伏特加約有12公斤)。
俄羅斯與伏特加之間有著太多的愛恨情仇伏特加與其他任何種類的白酒都不一樣，因為人們從來沒有為喝伏特加找到過正當的理由。法國人會贊美科涅克白蘭地的芳香，蘇格蘭人會夸耀威士忌的口感，而伏特加，既無色，又無臭，亦無味，喝起來還很嗆。俄羅斯人喝伏特加，過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結果：一口灌下去，然后傻笑，然后罵娘，然后四處找人“醒酒”。所以對俄羅斯人來說，把伏特加直接注射到血管里，和喝下去沒什么區別。
雖說伏特加天生劣質，但到了后來也算是有了自己的文化。伏特加文化有自己的傳統(如“一端杯，杯莫停”)，有自己的口號(如“伏特加是紅酒的姨娘”)，有自己的講究(在俄羅斯，醉漢是和酒鬼區別對待的，因為前者每天要等到下午五點才開始飲酒)，有特制的下酒菜肴(如魚、腌黃瓜、肉凍、泡菜)，當然，還少不了敬酒辭，也就是任何一個值得端起酒杯的共同話題。
伏特加控制了相當多的俄羅斯人的意志和意識。除卻家庭不幸和街頭狂歡，除卻幻夢與理想，伏特加帶給俄羅斯人的還有無數的自殺、他殺，以及非自殺非他殺的莫名死亡(俄羅斯人閑談時愛聊的主題包括誰誰誰酒后狂嘔時把自個兒噎死了，以及誰誰誰酒醉后一腳踏出大樓的窗戶)。然而，幾乎所有的俄羅斯人在面對醉酒撒瘋時心情都很愉快。過去幾個世紀來，這種愉悅感屢屢令外國訪客驚訝不已。1676年出使俄國的荷蘭外交官巴爾塔薩-柯伊特寫道：“我們只看到了浪蕩之徒的羞人舉止，圍觀其醉態之眾反令其更加放肆。”
三個世紀之后，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作家維涅狄克特-埃洛費耶夫的筆下，一切仍暗合著柯伊特當年的記錄：“俄羅斯每一個有一點點價值的人，每一個對國家有一點點用的人，都在像豬一般狂飲。”
不管戈爾巴喬夫等人能數出伏特加的多少壞處，出生于以喝酒狂放著稱的西伯利亞的俄羅斯當代作家葉夫金尼-波波夫仍堅信，在這個不那么完美的國家里，正是伏特加支撐著俄羅斯人民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挫折。伏特加提供了一種真正與政治無關的私人空間，一個可以在幻想的自由中得到放松、忘卻煩惱、縱情做愛的地方。文學與飲酒，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未像在俄羅斯這樣緊密。不管是革命者尼古拉-涅克拉索夫，還是流亡作家亞歷山大-庫普林，也不管是斯大林主義者亞歷山大-法捷耶夫，抑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哈伊爾-肖洛霍夫，無不是貪杯之人。波波夫對我說：“伏特加令構思情節更加容易。”
但伏特加不僅僅能壯膽，同時也能令醉者大受自遣和自責的折磨，而這些感受恰恰是俄羅斯民族矛盾性格的特征。所以，喝醉了的俄羅斯人常常會問酒伴的一句話是：“你尊重我嗎？”
2003年，一座伏特加博物館在莫斯科落成，還舉行了盛大的慶典來給五百歲的伏特加賀壽。可以說，五百年的伏特加史，就是五百年的控制與反控制史。五百年來，俄國政府一直想要控制人民對伏特加的依賴，而每一次控制都只能令人民對其依賴更深。然而，也許這么說有些奇怪——這次誕辰五百年慶典有可能成為伏特加的告別儀式。
麻醉品專家弗拉基米爾-努日尼認為，戈爾巴喬夫的禁酒戰爭根本就是“反科學”的，而真正可能打贏這一仗的，也許是俄羅斯正在擁抱的資本主義制度。努日尼指出，新一代的俄羅斯企業家已經不飲伏特加，這些年輕人早已改喝啤酒，對他們來說保持清醒的頭腦很重要。而在私營企業里，酗酒的員工則會被開除。因此，努日尼認為，只要經濟發展勢頭好，15至20年的時間就能帶來極大的改觀。戈爾巴喬夫也說，未來將在啤酒和紅酒身上。
伏特加文明正在發生分化。莫斯科的精英們喝的不是進口酒就是高級伏特加。他們飲酒，但從不喝醉。而滴酒不沾也在慢慢地成為一種時尚，主張禁酒的總統普金就為全國樹立了榜樣。但在廣袤的外省，這種轉變仍不顯著。而在農村地區，伏特加仍然具有代金價值。對那里的人來說，他們需要做出選擇的不是“喝紅酒還是喝伏特加”，而是“喝劣質伏特加還是喝自釀的伏特加”，而昂貴的優質伏特加只是一種可以用來顯耀的奢侈品。
簡而言之，我們的伏特加大神不會輕言放棄，但是它可以被馴服，甚至被放逐到歷史的迷思中去。伏特加一直在天堂與地獄之間搖擺。高爾基在自傳中寫到他在伏爾加河畔度過的童年時說，人們為高興而喝，人們也為悲傷而喝。這就是俄羅斯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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