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春天,時任紹興釀酒公司黨委書記的劉金柱,根據紹興縣委領導的指示,專程到紹興柯橋云集酒廠(會稽山紹興酒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在當時云集酒廠書記王阿牛、廠長沈阿華、副廠長魯吉生的陪同下,一起從酒廠的紹興酒中央倉庫取了9壇紹興加飯酒、2壇紹興元紅酒、2壇紹興善釀酒、2壇紹興香雪酒,共15壇紹興酒,送給毛主席。
9月16日,筆者專程前往紹興城區的一戶普通住戶家庭,采訪了今年83歲高齡的劉金柱老人,從中了解到了紹興酒與毛主席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劉金柱,1929年生,安徽太和人。南下老干部,1954年轉業紹興后,曾經紹興地區專賣公司經理、鑒湖長春酒廠黨委書記、紹興市釀酒總公司總經理等職。
“那是1960年春天吧,”隨著筆者的提問,劉老的思緒慢慢進入了對往事的回憶,“記得當時正是春榨做酒的旺季”。那時候,劉老的胃病很嚴重,加上大辦鋼鐵,每天睡在高爐邊,吃也在高爐邊,非常辛苦。
一天晚上,大約10點左右,劉老從廠里回家,剛剛睡下,縣里主管工業的王甸閣副書記的秘書嚴大生就上門找他來了,并交給他一項重要任務。嚴大生叫劉老趕快到云集酒廠去取15壇陳五年以上的大壇加飯酒。“怎么光要加飯酒,善釀、元紅、香雪紹興酒四大名牌不要?”劉老有所疑惑,但嚴大生告訴他,縣委已經決定,叫他親自到云集酒廠,去取15壇中央倉庫的酒,拿到釀酒公司,直到交給取酒的人為止,如果出一點事情,叫他用性命擔保。
劉老心想,這個事情可大了。“是不是赫魯曉夫來了?”他問嚴大生,但嚴大生說他也不知道。記得1958年劉少奇路過紹興時,領導也讓他送酒,由王甸閣副書記帶隊,他和時任紹興釀酒廠廠長亓辛以及陳傳友(云集酒廠建廠18個工人之一)、王寶壽等幾個人把6壇紹興酒送上火車。當時,王光美還站在火車門向他們招手,并表示感謝。“這次的任務這么重要,肯定是赫魯曉夫來了”。
想歸想,但作為一名黨員,加上在部隊待過,劉老懂得黨的紀律,知道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心想這個事得認真對待,絕對不能出任何問題。
劉老說,當時,紹興縣里還很窮,工業系統還沒有一輛汽車,只有搬運公司有一輛舊的三輪小車,“大概能拉一噸左右的東西”。于是,嚴大生就讓劉老坐著這輛小車,到中央酒庫去提酒。
剛開到高橋,劉老就看到從西面(杭州方向)過來不少汽車,“起碼有幾十輛!”。那時候,紹興到柯橋的路不好,都是石子路,很差,也比較窄。駕駛員和劉老商量了一下,決定先停下來看看。不一會,長長的車隊開了過來,前面有8輛吉普車開路,后頭跟著一長串的小轎車,劉老數了一下,“大概有20多輛。” “莫非真的是赫魯曉夫來了?” 劉老頓感責任更重了。
車隊過去后,劉老他們把車開到云集酒廠,隨后,他立即把當時酒廠的書記王阿牛,廠長沈阿華,副廠長魯吉生三個人叫過來,告訴他們,縣委叫他到中央倉庫取酒,并叫他用性命擔保,大家要高度重視。于是,幾個人不敢馬虎,從中央倉庫精心挑選了15壇壇身沒有瑕疵、質量上乘的紹興酒。其中,五年陳的紹興加飯酒9壇,三年陳的紹興元紅酒、善釀酒、香雪酒各2壇。這么搭配主要是考慮到萬一有人不喜歡喝加飯,就可以改喝元紅、善釀或香雪,要是到時再要的話,跑一趟太麻煩。就這樣,劉老讓沈阿華、王阿牛他們把酒搬上車,拉了回去。
回紹興后,劉老隨即叫來陳傳友和王寶壽倆人,把酒挑到辦公室一樓大廳,他自己就不走了,晚上披個雨披守著這些酒直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8點半,浙江省公安廳里二位處長開著四輛中吉普車來提酒。其中,二輛吉普車坐人,還有二輛敞蓬吉普車拉酒。車子就停在公司大門口現在的104國道上。
最后,公安廳只要了12壇酒,其中紹興加飯酒9壇,紹興元紅、善釀、香雪各1壇。挑酒時,劉金柱跟處長講,“你晃晃,泥頭動不動,泥頭動,就換;泥頭不動,你裝上去,我責任沒有了。”處長一聽,說你這人不簡單,保密工作好象蠻懂嘛。劉老告訴處長,他在特務連里給連長、指導員當過兩年通訊員,怎么做保衛工作多多少少還曉得一點。
借著這個功夫,劉老就問處長,“是不是赫魯曉夫來了?”處長說不是。劉老又問,不是赫魯曉夫,這酒怎么要保衛得這么好?處長問他,難道除了赫魯曉夫,就沒有重要人了?這時候,劉老忽然想到,可能是毛主席來了。
這天的9點鐘,當劉老回家,發現城里都戒嚴了,不能走了,汽車站也戒嚴了。后來,他知道原來真的是毛主席到紹興來了,帶著9個省委書記、8個部長,到東湖農場來考察。紹興酒是名牌,毛主席到江南來,當然得嘗嘗這個文章來源華夏酒報酒。
可見,紹興老酒的魅力的確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