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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晴光護玉欄。明月幾時有，沒有美酒何以問青天。食文化是東方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而酒文化則是中國食文化的精華，是這一中國特色文化的發酵劑、潤滑劑、助推劑和粘合劑，在不同的場合起著多元的作用。酒在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已不僅僅是一種液體的客觀物質存在，飲酒更是一種固化的精神文化象征和流動的社會生活習俗。

　　善助英雄壯膽，能添錦繡詩腸。神仙造下解愁方，雪月風花玩賞。自古到今，中國的酒文化源遠流長、綿延不絕。在文學藝術的王國中，酒神精神無處不在、無所不往，它是文人墨客滾滾創作思潮的源泉，以至留下無數的不朽之作。“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唐·杜甫)“俯仰各有志，得酒詩自成。”(宋·蘇軾)“一杯未盡詩已成，涌詩向天天亦驚。”(宋·楊萬里)。飲酒甚至醉酒而成傳世詩作，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文學史上遍地開花，俯拾皆是。

　　臨行更喝一杯酒，渾身是膽雄赳赳。美酒對于赳赳武將來說，又何嘗不是出征臨行助膽壯威的“精神良藥”。酒壯將軍膽，更助三軍威的故事不絕于史。三國時董卓作亂，諸侯群起而討伐。兩軍對壘，關羽主動請纓。曹操已覺關羽乃英雄是也，于是溫酒一杯，親自捧上，與關羽飲。關羽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不一會兒馬到中軍，關羽已提華雄之頭擲于帳下，此時其酒尚溫。真是云長停盞施英勇，酒尚溫時斬華雄，這千古美談之中，酒功不可沒。

　　雖說是三杯能和萬事，一醉善解千愁。然而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世上的事沒有絕對性，作為一個錢幣的兩面，酒乃五谷所釀，純水所制，一杯之中，用糧幾多?千夫之作，幾人享用?杜康造下萬家春，倍添民間幾多愁。是故，《尚書·酒誥》有言:“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翻譯成白話文即是:“只有在祭祀之時才需要用到酒，平時不應常飲……酒本為祭祀，但亦可亂行。無論是小國還是大邦所以喪亡的，無不以酒為罪。”

　　《酒誥》體現了古代“飲酒亡國”的政治觀念。夏、商后期的統治者因酒廢政，給周初的統治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訓，于是下決心要肅清酗酒惡習，以正民風。在周公看來，商紂之亡國，與夏桀亡國有極為相似的歷史原因，那就是酗酒喪德。故武王伐紂勝利后，為了建立新秩序，防止故殷之地積習難改，縱酒之風繼續蔓延，也為了防止周人相沿為習腐化墮落，周公特意宣布限酒令，授命幼弟康叔受封衛國時告誡其應當舉國禁酒，不要荒耽于飲酒而失德亂政。《尚書》中的《酒誥》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限酒的法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限酒令，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西周初年周公為首的統治者們杜絕飲酒喪德，扼止腐敗墮落之風，防止國家敗亡的良苦用心。

　　其實周公的擔憂并非是多余的，當酒成為一種文化以后，它就會滲入到人的肉體神經、血脈骨髓之中，它的負面性稍一放縱，便會出來作惡搗蛋。平帝喪身因酒毒，江邊李白損其軀只是輕者表現。所謂酒乃色之媒，茍行禽獸之舉者比比皆是，常言人借酒意酒壯人膽胡作非為橫行闖禍者時有所聞，更由此失政亂國者史書早有記載。古人所謂亡國喪身，皆酒之過也不為過。

　　三國時吳國末帝孫皓即是以酗酒好色暴虐好殺刻載于史書。孫皓酒量很大，飲酒頻率甚高，喝酒時會有酒監監督，不讓他滿意便會殺人。一次大宴群臣，他下令所有大臣不醉不散。散騎侍郎王蕃喝得大醉趴在桌子上，孫皓懷疑他是在裝醉，便令人抬出去，過不久又召他回來。王蕃是個注意形象之人，進來時強作精神表現如故——這“恰好證明”他剛剛在裝醉!孫皓大怒，立刻下令侍衛在殿上將他處死。孫皓每次大宴群臣，在座者至少得飲酒七升(約3斤)。有位叫韋曜的大臣，酒量只有二升，孫皓對他特別優待，擔心他不勝酒力在眾人面前出丑，常允許他少喝，或暗中賜給他茶來代替酒。但韋曜性情耿直磊落，看到“皓每于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虐公卿，以為笑樂”，出于忠心，認為長此以往將“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而諫之。然而孫皓不但不聽韋曜的勸諫，反而開始厭惡他，最終將韋曜投入監獄處死。這樣的國家焉有不亡之理!

　　滅吳而一統江山的晉朝統治集團，從一開始便無開國勵精圖治的新氣象，集兇殘、暴虐、酗酒、好色、貪婪、腐敗等于一身。晉武帝司馬炎好酒，亦“因酒識才”。給他喂馬多年的姚馥因愛酒，他一時高興便脫口而出:“任命你為朝歌縣令。”可是姚馥卻說:“我還是給陛下喂馬吧!只要陛下常賜美酒，以樂余年就心滿意足了。”司馬炎一聽便說:“喜歡喝酒就好，那就改任酒泉太守吧。”君言如山，司馬炎就是如此治國的。以致在晉朝，石崇王愷夸靡斗富，奢侈享受便不足為奇。晉朝的腐敗不只是朝廷官員的墮落，而是全國上下規模空前的大腐敗。連所謂的竹林七賢，除了浮華文章外，在日常生活中也都是酗酒的能手。“阮籍胸中壘塊，故需酒澆之”，既是政治避難術，也是其本性使然。就連老百姓也是以窮奢極欲為榮。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片酒氣，醉生夢死不知終日。

　　酒文化與犯罪現象的關聯可以是一種顯在現象，也可以是一種潛在現象。顯在現象比如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醉酒駕駛犯罪。但負面的酒文化更多的是與犯罪的潛在現象發生聯系。不時聽到一頓公宴花費成千上萬銀子，全國“三公”開支已達上萬億元人民幣，其中“瓊漿玉液有情水”肯定是主要角色。當茅臺、五糧液[37.23 0.79%]的擁躉，公款部門齊上陣，也算是當下中國的一大特色，必將在我國悠久的酒文化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所以當茅臺、五糧液由于各種原因提價，其中某主流產品市價超過數千上萬元，老百姓紛紛驚呼不已之時，茅臺、五糧液廠家卻從容淡定，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

　　有心人指出，由于我國的經濟環境和消費者的心理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奢侈腐朽的觀念在起作用，喝酒只喝貴的，不喝對的，因此管他酒價高于天，飲酒自有后來人。“感情深，一口悶”、“酒瓶見水平，酒風見作風”、“能喝八兩喝一斤，這樣的干部更親近”、“能喝一瓶喝二瓶，這樣的干部能放心”的高端心理體驗隨之而來。更有甚者，中國石化[7.48 0.67%]廣東石油總經理魯廣余揮霍公款竟達159萬元購得無數中外名酒，有的一瓶單價竟高達萬元以上。調查組已確認魯廣余購買高檔酒是為“己用”。不聞朱門酒肉臭，可憐路行饑寒人，潛犯罪現象的危害性可見一斑。

　　“侈汰之害，甚于天災”，當前奢侈荒淫的縱欲主義使世風日下，深為民眾詬病。如能以打擊醉酒駕車等顯犯罪現象的勁頭來打擊奢靡縱欲的潛犯罪現象，應當是社會當務之一大急。如能成，則是官家之大功，國家之大幸，人民之大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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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