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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酒：從創世紀至今》（Divine Vintage: Following the Wine Trail from Genesis to the Modern Age），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2012年11月，288頁。
《佳釀的誕生：葡萄酒新說》（Inventing Wine: A New History of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ncient Pleasures），W·W·諾頓出版社2012年12月，384頁。
從神祗的贈予到時尚風向標，葡萄酒及其衍生出的文化現象不再是西方的專利。下面兩本專著分別聚焦于這種飲品的傳統與革新，完整地詮釋其風靡千年的魅力。
諾亞走出方舟，看著子孫重新在地上居住和繁衍，他自己則決定開墾一個葡萄園。這是《圣經》頭一次提到葡萄酒，也是神與人建立契約的標志，農業社會從此開始。
后來，諾亞被自釀的葡萄酒灌醉了，赤身裸體，被一個兒子瞥見。這些出自《創世紀》第9章第20到27節的經文，給喬爾·巴特勒和蘭德爾·赫斯克特的《圣酒》一書提供了材料，引起了興致盎然的討論：在諾亞的帳篷里，誰對誰究竟做了什么？
上面兩個片段揭示了人與酒關系的二元性：葡萄和美酒都是上帝的禮物，是人類走向文明，獲得神祗眷顧的途徑，同時蘊藏著破壞的力量，啟迪之門也可能通向墮落。古代人認為葡萄酒神圣，因為它釀法自然，但如果完全不介入釀造過程，酒會變成醋而無法下咽。
“屈服于酒的負面作用，諾亞毀掉了和上帝的契約，作為補償，他不得不鼓勵人類擴大葡萄的種植面積。”諾亞的故事確實很適合作為《圣酒》一書的起點，實際上，現存最早的、關于葡萄酒的考古學證據便來自土耳其境內亞拉臘山附近地區，信徒們認為那里正是方舟拋錨的地方。從土耳其開始，兩位作者追溯古人的足跡，穿越肥沃的新月地帶，進入巴勒斯坦、然后是尼羅河谷、希臘和羅馬帝國……這趟旅程無時不洋溢著美酒的香氣。
巴特勒的本職工作是酒品鑒定師，赫斯克特在博爾德大學任教，通曉好幾種語言，使書中關于史實的描述更可信。遇到史料散佚或過于晦澀之處，則以宗教傳說予以適當調劑——比如，耶穌的第一次神跡就是把水變成酒，而在“最后的晚餐”上，葡萄酒又化作了他的血。
如果說《圣酒》側重于酒文化在各個時代的連貫性，保羅·盧卡克斯在其《佳釀的誕生》中，則主要通過回顧戰爭、革命、興衰，反映出不同年代人們對葡萄酒看法的變遷。身為《華盛頓人》雜志葡萄酒專欄的撰稿人，盧卡克斯創作本書時的視野比從前更廣闊，他審視了葡萄酒與西方文明一起成長的過程，重點寫“分裂與改變”，而不是連續性。
葡萄酒在中世紀是世俗的飲品，后來才成為美好生活的標識，甚至被賦予藝術基因。可是，在19世紀短暫的黃金時代后，由于病害侵襲和摻假，葡萄酒的身份一度被貶低，人們把葡萄酒跟貧民窟的醉漢聯系起來，達官顯貴們紛紛轉向啤酒或度數更高的烈酒。
盧卡克斯的書最精彩之處，就是用“國際化”定義現代葡萄酒的核心屬性：遍及全球的葡萄栽培技術和釀酒工藝，讓所有人都能釀出優質葡萄酒，不像以前那樣局限于歐洲。“國際化葡萄酒”的品味是相似的——紅葡萄酒就是紅葡萄酒，不管它產于加州還是智利。
《佳釀的誕生》歌頌葡萄酒的全球化，駁斥了那種認為國際化奪去了葡萄酒的神秘和品性的論調。至少在盧卡克斯看來，某些食古不化的批評者是在跟歷史趨勢唱反調。事物在改變，新技術讓葡萄酒文化變得更加艷麗多彩；至少，今日的杯中物必定和諾亞時代大有區別。
□美國《華盛頓郵報》
從神祗的贈予到時尚風向標，葡萄酒及其衍生出的文化現象不再是西方的專利。下面兩本專著分別聚焦于這種飲品的傳統與革新，完整地詮釋其風靡千年的魅力。
諾亞走出方舟，看著子孫重新在地上居住和繁衍，他自己則決定開墾一個葡萄園。這是《圣經》頭一次提到葡萄酒，也是神與人建立契約的標志，農業社會從此開始。
后來，諾亞被自釀的葡萄酒灌醉了，赤身裸體，被一個兒子瞥見。這些出自《創世紀》第9章第20到27節的經文，給喬爾·巴特勒和蘭德爾·赫斯克特的《圣酒》一書提供了材料，引起了興致盎然的討論：在諾亞的帳篷里，誰對誰究竟做了什么？
上面兩個片段揭示了人與酒關系的二元性：葡萄和美酒都是上帝的禮物，是人類走向文明，獲得神祗眷顧的途徑，同時蘊藏著破壞的力量，啟迪之門也可能通向墮落。古代人認為葡萄酒神圣，因為它釀法自然，但如果完全不介入釀造過程，酒會變成醋而無法下咽。
“屈服于酒的負面作用，諾亞毀掉了和上帝的契約，作為補償，他不得不鼓勵人類擴大葡萄的種植面積。”諾亞的故事確實很適合作為《圣酒》一書的起點，實際上，現存最早的、關于葡萄酒的考古學證據便來自土耳其境內亞拉臘山附近地區，信徒們認為那里正是方舟拋錨的地方。從土耳其開始，兩位作者追溯古人的足跡，穿越肥沃的新月地帶，進入巴勒斯坦、然后是尼羅河谷、希臘和羅馬帝國……這趟旅程無時不洋溢著美酒的香氣。
巴特勒的本職工作是酒品鑒定師，赫斯克特在博爾德大學任教，通曉好幾種語言，使書中關于史實的描述更可信。遇到史料散佚或過于晦澀之處，則以宗教傳說予以適當調劑——比如，耶穌的第一次神跡就是把水變成酒，而在“最后的晚餐”上，葡萄酒又化作了他的血。
如果說《圣酒》側重于酒文化在各個時代的連貫性，保羅·盧卡克斯在其《佳釀的誕生》中，則主要通過回顧戰爭、革命、興衰，反映出不同年代人們對葡萄酒看法的變遷。身為《華盛頓人》雜志葡萄酒專欄的撰稿人，盧卡克斯創作本書時的視野比從前更廣闊，他審視了葡萄酒與西方文明一起成長的過程，重點寫“分裂與改變”，而不是連續性。
葡萄酒在中世紀是世俗的飲品，后來才成為美好生活的標識，甚至被賦予藝術基因。可是，在19世紀短暫的黃金時代后，由于病害侵襲和摻假，葡萄酒的身份一度被貶低，人們把葡萄酒跟貧民窟的醉漢聯系起來，達官顯貴們紛紛轉向啤酒或度數更高的烈酒。
盧卡克斯的書最精彩之處，就是用“國際化”定義現代葡萄酒的核心屬性：遍及全球的葡萄栽培技術和釀酒工藝，讓所有人都能釀出優質葡萄酒，不像以前那樣局限于歐洲。“國際化葡萄酒”的品味是相似的——紅葡萄酒就是紅葡萄酒，不管它產于加州還是智利。
《佳釀的誕生》歌頌葡萄酒的全球化，駁斥了那種認為國際化奪去了葡萄酒的神秘和品性的論調。至少在盧卡克斯看來，某些食古不化的批評者是在跟歷史趨勢唱反調。事物在改變，新技術讓葡萄酒文化變得更加艷麗多彩；至少，今日的杯中物必定和諾亞時代大有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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