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ずD谠u價德國思想家赫爾德的時候這樣說道:赫爾德在思想史上的影響如此重大,以致于后人都意識不到他的影響了,他的許多革命性見解早已成為了常識,以致于我們都忘記這些思想出自于他。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也適合于彼得·德魯克。正如《經濟學人》雜志所說的,“正是德魯克先生的成功妨礙了我們認識到他的重要性。因為他具有創新性的觀點有許多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的東西了?!彼囊娊獾母叱院烷_創性在一定程度上被他巨大的影響力淹沒了。一方面,不少人言必稱德魯克,立論時總是引德魯克的某句話來為自己的觀點背書,另一方面,當我們想深究德魯克到底說了些什么時,卻往往不甚了了。(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談到過德魯克的著作難以計數,但研究德魯克的專著和德魯克的思想傳記卻少得可憐。)
與很多經典作家的作品一樣,德魯克也難以擺脫“被引用和談論得最多但被閱讀得最少”的命運。以如此之小的篇幅概述德魯克的思想并重估其價值是不可能的。要想把握一種思想,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從識別這種思想的基本的假設前提和基本隱喻開始。為此我們從與德魯克思想最緊密的幾個關鍵詞著手。
旁觀者(Bystander)
德魯克從事過多種職業,編輯、記者、證券分析師、教授和管理咨詢師,但他對自己職業的真正定位是“旁觀者”?!芭杂^”既是他一以貫之的人生態度,也是他思想的基本主題之一。從11月11日開始(“就在我14歲生日前的一個星期,我驚覺自己已成為一個旁觀者。那天是1923年11月11日。”),到他頗具神秘意味地在同一天(2005年11月11日)辭世,他的一生就是一場“旁觀者的歷險”。對他來說,寫作和在大學里授課,就是在充滿喧嘩和騷動的社會的邊緣處以旁觀者身份介入社會,做企業咨詢就是在商業世界里以旁觀者的身份歷險,而作為未來學家,他也是站在現在“旁觀”未來并參與到“早已發生的未來”之中。
但“旁觀”對于德魯克的意義遠不止這些。這要從德魯克是怎樣成為“旁觀者”說起。這一天,他興高采烈地參加一場盛大的游行,并且作為旗手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前面。游行途中的一灘積水戲劇般地改變了他的心情。“是眾人驅使我到這兒來的。我盡最大的努力想繞過去,然而身后那整齊的步伐聲,源源而來的人潮和劃一的動作,好像對我施了魔法。我大步越過那汪積水,到了另一頭,我一語不發,把手中的旗幟交給背后那個高高壯壯的醫學生,隨即脫離隊伍,轉身回家。”“終于發現我不屬于那一群人?!?/P>
從他的第一本書《經濟人的末日》開始,德魯克一直在探討“20世紀動蕩的基本因素”。群眾游行,這種出現于1789年(法國大革命)、歷經兩個世紀蔚為大觀并登峰造極的社會儀式在近現代世界歷史中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鮮有人參透其真正的意義。但德魯克在不到14周歲的時候就意識到了它包含的悖論。由無數個想表達個人意愿和思想的人匯集成一道洪流,追求個性的無數個體卻意想不到地被裹挾,身不由己無所適從。游行是組織起來的,但游行隊伍只是一種一次性的聚會而不是一個組織,它的目標既不清晰也不穩定,常常因為某個偶爾的變數而與組織者的初衷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驅動這個“組織”的是激昂的“群情”而不是領導力,它追求的不是成效而是快感,而快感最大化的沖動最終極易使這個本來就缺乏領導和管理的臨時性組織轉瞬之間土崩瓦解,或者異化成一種巨大的破壞性力量。它充斥著旗幟和口號,但既沒有清晰界定的目標,更沒有達到目標所必需的流程和作業規范,所以即使游行的發起者和參與者有志于創造一種新的秩序,但其結果總是必然始于簡單的有序,終于徹底的混沌。
當與游行這種現代儀式緊密相關的社會運動造成的動蕩在歷經兩個世紀后終于式微,德魯克在《后資本主義社會》(1993年)一書中把啟蒙運動以來250年的流行的種種社會思想和社會運動統稱為“社會拯救”的沖動,即一種意在整體性、一次性解決社會的不平等、不公正而又嚴重缺乏組織和管理,因而缺乏成效的社會和經濟改革實踐。這場歷時漫長、規模巨大的社會拯救運動的落幕,勝于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一種只有善良意志和公意而沒有相應的組織和管理的改革和改良,不僅無法創造一個美好的社會(“理想國”),而且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適合于作為口號和旗幟的“完美社會”并不存在,但一個借助于發達的組織和可以執行的流程,人類可以建立一個相對和諧的、“尚且可以忍受的社會”。其中,被諸多的思想家所完全忽視的“管理”,起著關鍵的作用。80多年前,德魯克就朦朧地意識到了這一點,80多年來,德魯克一以貫之地闡述他的這種思想,而諸多的思想家都被“游行”的思維所糾纏。告別“游行”,走向卓有成效的組織和管理——德魯克的這一思想原點,讓他既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思想家”,也成為“現代管理學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