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下午,在與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通電話時,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委員會主席、四川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災后重建研究基金資助項目負責人張銜表達了其憂慮。
基于這樣的考慮,他書寫了萬言報告書《汶川地震后四川部分產業的環境污染問題研究》寄往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委員會,要求提高重建標準,調整重污染產業布局,在重建中通過產權重組、收購報廢、獎勵退出和強令退出等措施,只保留最低數量的規模企業、有選擇性地承接東部地區的轉移產業。在強化政府監管的同時,建立環境補償制度,改變政績考核制度。
張銜提出,應該在四川大力發展有機農業、綠色農業,擺脫農業增產嚴重依賴化肥的階段:“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大力推廣在我國有悠久歷史且已經成熟的精細農業技術,大力學習和推廣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的精準農業。”
“經濟戰略應該調整,產業發展的思路應該改變,”他在此前數次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都特別強調,“我們應該要幸福生活,而不是GDP數字;是絕大多數人的健康快樂,而不是少數人的殺雞取卵”。
四川應以太湖為鑒
“經濟發展,有一個經濟不經濟的問題。太湖周邊那么多年的GDP,夠不夠治理太湖都成了問題。更可怕的是,除了得到超級利潤的極少數人可以毫不在意太湖,對于大多數人,這是多么深重的災難?他們沒有得到什么,卻要為別人的超級經濟自由付出身心健康甚至子子孫孫的代價!”
1月下旬,張銜在成都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又一次提出要以環太湖經濟區為深刻教訓。此前在2008年5月,他也曾對本報記者這樣表示。
張銜說,學者的良心驅使自己不能對某些官員簡單表示贊同,四川的經濟發展思路太著眼于短期利益。
他說,學界與政界的發展觀一直有很大爭議:學界期盼立足于生態特色,大力發展以農產品深加工和旅游為主的綠色產業,再就是通過大量舊有軍工企業的民用化發展,帶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政界卻恰恰從GDP的快速提升著手,資源消耗、化工等重污染產業在四川發展迅猛,動輒便提工業強省和產業梯度轉移。
震后初期,張銜與川西的許多經濟學者都認為,重建是產業調整的良機,然而在2008年7月,他率“災后經濟重建與產業結構調整”課題組在災區一些地方考察后發現,他們的想法基本被現實打破。
“慣性勢力基本上左右了災后的產業重建,”2008年7月,張銜對本報記者說。
2009年1月21日下午,張銜向本報記者透露了自己起草的一份報告內容:“我們曾將它交到政府,但是現實與我們的目標相距太遠。短期經濟利益所改變的一些人的思維方式,要扭轉談何容易。”
“從實際情況看,災區似乎更愿意采取原地迅速恢復產能的重建策略。據統計,到2008年9月,某極重災區化工產業的工業增加值已達2.4億元,是該產業災前4月份工業增加值的52.23%。顯然,重污染產業的這種兩難選擇如果得不到合理解決,必然會對災區的長期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并且,這一問題也會隨著災后重建的展開而顯得日益緊迫。”張銜說。
值得憂慮的是,四川的地理位置遠比太湖重要得多,它96%的幅員面積屬于長江水系,并與黃河源頭接壤,是長江、黃河重要的水源發源地和涵養區,屬于典型的生態脆弱區,其生態建設和環境質量直接影響到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生態安全。然而,據四川環保部門統計,全省1000多條河流中,80%以上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
從“八五”到“十一五”期間,四川省陸續將冶金、水電、化工等確定為支柱產業,而這些產業有相當部分是集中在生態、地質環境非常脆弱的山區、高原或河谷地區,存在生態安全隱患,有些產業已造成較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