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事件”有著深層的根源，它促人反思：中國式的食品安全監管乃至其他領域的監管，本質上是一種怎樣的模式？
第一，它是救火式監管和應付式監管，或曰運動式監管。食品安全日常監管缺乏自我良性運行的有效機制，監管的力量通常是在事態惡化之后才得以爆發和動員。監管呈現出“弱—強—弱”的周期性節奏，而每一個周期的更迭，都是以無數民眾的健康乃至生命為代價。
第二，它是舞臺式監管，或曰作秀式監管。監管的資源配置與行為方式由舞臺邏輯決定，與社會的真正渴求缺乏息息相關的聯絡。監管的主要力量并不面向問題的實質，而在于粉飾政府部門形象，以便在民憤中解脫壓力與責任。
第三，它是懲治式監管，或曰外科手術式監管。它以懲治為主，而非防治，而所謂的懲治又非真正的懲治。每次食品安全事件的高潮通常是“殺幾個嘍羅以謝天下”。但是，懲治終究是表面的外科手術，不改變生物的機體，毒膿終將源源不斷地滲出，正如“殺無赦、斬立決”的豪言壯語，從來就沒有救贖過中國的足球界一樣。
第四，它是集權式監管，或曰獨角戲式監管。政府排斥媒體、非政府
文章來源華夏酒報組織和民眾的參與。在法治完善國家，非政府組織在食品安全防治與監督中功勛卓越，但在中國，非政府組織發育空間狹小，無法成為社會結構的毛細血管，也無法成為食品安全的監督體制中的重要元素，所謂社會監督因此缺乏基本的組織與制度基礎。而民眾自發的維權活動亦被壓制，正常的法律救濟渠道也被堵塞，受害者甚至無法求諸民事訴訟。
總之，在每次公共安全的危機之中，我們每每看到的就是拙劣的作秀、嚴厲的信息控制和舍卒保帥的問責懲處。表面文章做足，制度內在的毒瘤依然頑固，然后悲劇不斷重演——這就是中國式監管模式的宿命。
中國式的監管模式確實與背后的治理結構有著密切關聯。由于權力集中的構架，以及民主機制的缺乏，社會神經無法指揮政府的軀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社會的異體。所謂監管徒具監管形式，而無監管之現代精神。各級政府的監管是對上負責，而不是為民負責。
今后建構和完善中國食品安全的監管制度，應當重提兩個口號：民主與科學。
在政治制度的建構上，食品安全監管應當走向民主，讓更多的媒體、非政府組織和民眾直接參與進來。在現有的制度下，政府與民眾的對抗通常是食品安全事件的主旋律，耗費大量的社會成本，其結局必是“雙敗”。政府應以更開明的胸懷，放棄信息管控，推進制度改良，建立公民本位的現代政治體系。
在技術制度的建構上，應更科學精細。中國監管者通常簡單地遵循古訓：“亂世用重典”，但毒奶粉事件已經表明，食品監管需要的是“細典”。因為問責制的精髓不是群眾運動，不是政治作秀，也不是祭以極刑。缺乏精密的制度與技術設計，責任界限不清，責任不可追溯，所謂重典必是亂典。
2009年中國通過《食品安全法》時，美國通過了關于食品安全監管的又一部法案《食品安全加強法》（FoodSafetyEnhancementActof2009），前者僅104條，后者則多達216節。食品監管制度的精細程度之差異可窺一斑。
在《食品安全加強法》中，美國再次強化“食品可追溯性”（traceabilityoffood）制度，對“從農田到餐桌”的全程安全信息進行管理。它規定：“部長應以法規的形式建立針對美國本土食品的或者輸入美國食品的追溯系統，確定追溯食品流通史的技術和方法，保持食品原料的完整譜系（pedigree），使其能在兩個工作日內確認在食品種養殖、生產、制造、加工、包裝、運輸、貯存或銷售過程中的責任人員。”責任之清晰、程序之完整、技術之發達是美國食品安全的最根本的保障，因此，它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像WindowsXP操作系統一樣運行自如。
150年前的紐約，也曾經屢屢發生類似中國毒奶粉事件的“潲水奶”事件，數千名嬰兒夭折。在經歷法治完善和技術發達之后，美國于20世紀初告別了“潲水奶”時代，50年光陰成就美國人食品安全的夢想。中國何時告別“毒奶粉”時代？
應當看到，在一個毒奶粉屢禁不止的時代，最可怕的并不是制度與技術的落后，而是道德的頹喪。在經濟迅猛發展的中國，一夜暴富是普遍的夢想，它誘惑商人，穿透制度上的罅隙，為非作歹；而普遍存在的官員腐敗，又讓企業乃至平民為自己的墮落找到借口。人心無法監管，人心只能培育，這恐怕是我們面臨的更為艱巨的難題。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轉載此文章請注明文章來源《華夏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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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