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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馬(化名)頭一回去望京，是十幾年前。那會兒的望京，留給他的記憶像是農村，到處是菜地、玉米地，一下雨，路上全是爛泥。
望京，早先有“望見北京城”的意思。它位于北京的東北部，四環以外，五環以里，離首都機場近，現在是北京規模最大的新興社區之一。
老馬再來望京時，滿眼看到的都是樓，遠處是高樓，近處是高樓，處處是高樓。一幢幢20多層的塔樓、板樓，硬挺挺地矗在地上。站在望京的樓叢中，老馬有些分不清東西南北，眼暈。
夜晚的望京，是另一番風情，跟北京別處不同，滿街霓虹燈廣告牌和店鋪的招牌，閃爍著韓文標識。身邊來來去去的人，雖然看不清臉，但能聽見他們說的是“嘰里咕嚕”的韓語，能聞到濃濃的化妝品味兒。一時間，老馬恍恍惚惚地：“我這是在北京呢，還是在首爾？”
這一切，讓老馬真切地感受到，望京真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片昔日的菜地，已變成沸騰的現代都市。一些國際知名的大企業，像索尼愛立信、LG、松下、摩托羅拉、諾基亞、奔馳、西門子等都入駐望京。在這個新興的社區里，不光住著中國人，還住著大批外國人，尤其是韓國人。據說最多時，十來平方公里的望京，住著七八萬韓國人，是北京有名的“韓國城”。
朋友們一個個在望京置了業，不少人把房子租給外國人，再用月租還貸。眼看著房價一天天上漲，老馬心也活了。他的家仍在三環路內狹小的房子里。
到了2006年，在房價更快地上漲前，老馬咬牙貸款，在望京置了個三居室。拿到房鑰匙后，他轉身就奔進一家房地產中介公司。不到兩周，房子順利租出。到2008年奧運年，望京的房價已經從幾千元一平方米，漲到了1.5萬元左右，房租也創了新高。
朋友們偶爾會聚在望京，吃吃紅京魚、韓國烤肉啥的。席間，大家暢談著對未來生活的憧憬，設計著自己的中短期消費規劃，比如買臺好的液晶電視啦，換輛新轎車啦，有人還想再買房。
去年美國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閉時，老馬只是從電視上知道金融危機來了。但他琢磨：自己既沒買海外投資基金，也不持有美國國債，金融風暴，刮在大洋彼岸，離自己很遙遠，沒啥關系。
但很快，他聽說韓國成了金融危機受災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老馬開始關心有關韓國經濟方面的報道，查看中國銀行的外匯牌價。不妙的是，韓元一直走低，不斷地貶值。雖不是學金融出身，但老馬也能明白，只要韓元貶個不停，他的房租也就會降個不停，因為自己望京的房里，住的就是韓國人老金一家。
老金是一家韓企駐中國代表，夫妻加上倆念書的孩子。隨著韓元節節下跌，他們一家人在望京的消費，像房租、學費、保姆費等等，都比以前貴了百分之六七十，生意也難維持。老金熬不住了，在合同到期前，搬離望京，舉家回國。金融風暴終于刮進老馬的房里。
春節前，老馬開始尋找新的租戶。他發現，以前在居民樓里的小中介，有些不見了，人去屋空。房地產網上出租房子的廣告陡然上升，一頁一頁的。中介公司的業務員告訴他，現在是出租房子的人多，真正租房子的人少，望京的租金下降了許多，差不多有1000元到2000元。以前租6000元的房子，現在能租個4500~5000元就不錯了。
“也許春節一過，韓國人又‘呼呼’地回來了。”老馬抱著這樣的希望。果然，春節后有一股小小的看房潮，但只持續了一兩周的時間，老馬家便又門可羅雀。
房子空了一個月，又是一個月，老馬漸漸地發愁了。
以前，韓國人真舍得花錢
小文是朝鮮族人，高中一畢業，就跟著老鄉扎進望京，有八九年了，算是一個“老望京”。因為語言相通，朝鮮族人在望京找工作有優勢。小文在中介公司當業務員，專幫來望京的韓國人找房租房。
房地產中介公司，在望京遍地都是，幾乎每個小區都有幾家甚至十幾家。當初韓國人選擇在望京居住，一是因為離機場、亞運村、燕莎商圈等地近，二是房子新、干凈又相對便宜。一開始，他們是住在望京的花家地，然后移居到南湖東園新蓋好的回遷房里。望京西園三區、四區建好后，大批的韓國人又聚居到這里。再往后，望京地面上冒出了夏都花園、大西洋新城、寶星園、克拉斯、華鼎世家等新樓盤，陸陸續續地，韓國人散居到各個小區。
干業務員久了，小文也有了經驗，了解韓國人的居住習性、選房標準。比如愛扎堆、愛住新樓盤，喜歡房子里有地熱，電冰箱最好是雙開門的，廚房里要裝凈水器等等。哪個小區、哪座樓盤里韓國人多，住著哪類階層的韓國人，小文門兒清。
春節前，由于金融風暴的影響，形成大批韓國人退租、退房、賣房的高潮。一些急于回韓國的，押金不要也走人。望京街頭空空蕩蕩，到了夜晚，不少小區黑燈瞎火，蕭條了許多，讓人感覺金融危機下的這個冬天，更加寒冷。
春節過后，從韓國回來的新租客遠遠少于往年，租房的韓國人，好多是早就住在望京的人。有的是賣了房想租房的，有的是想趁租金低換處更好的房，有的則是因為手頭緊，不得不由大房改租小房。
有一個韓國人，年初剛租下一套兩居室，110平方米，月租4500元。到了該交房租時，他提出要降價。房東的老婆，以為望京的房地產市場還跟奧運前一樣火——那時候，她家房子喊價是7000元，當時租房子特別容易，看中房子的韓國人，像怕房子跑了似的，趕緊付訂金。可是，現在都金融危機了，韓國人受的影響又那么重，所以小文勸房東：你就降點吧、降點吧！現在望京都啥樣了，能有人租你房就不錯了。否則，房子空著，你也得交物業費、取暖費，小一萬元呢。房租再怎么便宜，也比你掏錢養房強吧。但房東的老婆不聽勸，結果人家房客馬上退租，收拾收拾東西，搬到一套更便宜、更好的房里。
現在，小文他們簽上一單比過去難多了。韓國人看房越來越挑，越來越細，要求也越來越高。望京的空房多，找房的人不轉上個十套八套，是不會出手的。中介業務員更辛苦了，收入卻縮水不少。
小文租住在地下室里。過了春節，她發現不少回家過年的人沒回來。回來的人，好多也是閑著，打撲克、玩游戲、睡大覺。各個小區門口等著拉活的黑車，排得一溜一溜的。
“活不好找。”在家政公司打工的劉愛玲也說。她曾在韓國人家里當保姆。一般住家保姆，月工資是3000來元。另一種，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3點過去，只管打掃、做飯，一個月1000元。
在望京，很少有中國人家里雇保姆的，頂多用個小時工。也在韓國人家里干過保姆的小李說，韓國人真舍得花錢。整天不上班，就在家看個孩子的女人，也要雇個保姆，自己在電腦上玩，出去健身。她干活的那家太太，經常不做飯，叫外賣，一個孩子一頓能吃一張比薩餅。她至今也搞不明白韓國人的消費習慣：“你看他們吧，舍得一次花好幾百塊錢打高爾夫球，但幾塊錢的菜錢，還討價還價的。”她的東家，以前總說中國東西便宜，但后來房租都快付不起了，只好回國。
這段日子，劉愛玲常去家政公司里等小時工的活。小李也常懷念前幾年，在望京掙錢時的快樂時光。她干保姆，老公干裝修，倆人掙錢后買了輛車，專在望京拉活。后來，一家韓國人包了他們的車，一個月4500元。她曾經的理想是，在望京的南湖菜市場里租上個小攤位，賣點什么。
“里邊賣泡菜的，一年能掙三四十萬呢。”她眼饞地說。
我的韓國朋友們，都很困難
南湖菜市場，是望京最大的農貿市場，里邊的東西花樣多，檔次高。像海鮮，就有活鮑魚、帝王蟹之類。榴蓮、山竹、血橙、加拿大櫻桃等高檔水果，也應有盡有。這個菜市場最大的特色是，韓國人做飯的食材，里邊都能買到。
“姨姨家”泡菜店，是市場里最有名、開業最早的泡菜店之一。老板娘叫金銀嬋，是個韓國人，早年從事鐵人三項運動，現在天天晚上游泳，身體壯實。她穿了件桃紅色T恤，涂桃紅色口紅，理短發。負責站柜臺的是倆女店員，個矮的是朝鮮族人，個高的是河南人。
金銀嬋以前住在韓國首爾，2001年，因為兒子讀書，一家三口來到北京。閑在家里太悶了，南湖市場一開，她就租了個攤位賣泡菜，如今已8年。
“我做的泡菜，干凈、好吃，你也嘗嘗。”金銀嬋用不太流利的漢語說道。接著，她又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的小店有名的，他們都喜歡我(的泡菜)。”“別看我的店，才十幾平方米，但是很有名的，韓國國家電視臺KBS，都來采訪過。”她反反復復地夸贊著自己的小泡菜店。
“姨姨家”有自己的泡菜加工場，雇了8個人每天做泡菜。剛開店時，客人少，后來越來越多。朝鮮族店員說：“我們的泡菜好吃，跟別家不一樣，原因是用的調料都是從韓國來的，像鹽啦辣椒面啦，水用的是礦泉水。鹽吧，咱們的鹽有點苦，他們的鹽不苦。做的都是泡菜，味道是不一樣的，你嘗嘗！”
每天關店后，金銀嬋都要去泡菜加工廠，親自兌料、調料。放多少鹽，抓多少辣椒面，由她一手掌握。金銀嬋認為做泡菜最重要的一條是“誠心”。韓國人做泡菜有這么一說：“味道都在手尖上”。朝鮮族店員解釋道：“像咱，都是用筷子拌菜，他們做泡菜全靠手抓，這樣拌得勻，能出來味道。泡菜的味道全靠手抓出來。”
中午剛過，泡菜店里客人稀少，偶爾來的幾個，也是老板娘的朋友，坐下聊天喝咖啡。除了各種小菜，“姨姨家”還賣從韓國進口的調料、干魚、咖啡等食品。一個女人進來抓了一把小魚，喜歡地說：你看這小銀魚，多干凈，多整呵！有頭有尾，銀白銀白的。
站在貨架前，金銀嬋指指點點地介紹道：“一般中國人，韓國泡菜喜歡，韓國調料喜歡，像大醬、辣醬、烤肉醬、咖啡都喜歡。”她還說，來買東西的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一眼就能分辨出來。中國人進來了，東張西望，拿樣東西，翻來覆去地看，問來問去，買的時候顯得猶豫。韓國人進門后，直奔要買的東西跟前，拿上貨，交了錢就走。
一下午，沒有一個韓國人是來買泡菜的，反而是中國人，一會兒進來一個地買。有個說普通話的小伙子，一下子買了50多元錢的泡菜，一大塑料袋。他講：“姨姨家”的泡菜正宗，比超市里的新鮮。買50元錢，能吃一個月。“辣白菜炒五花肉，超好吃！”
問及賣泡菜，一年果真能掙三四十萬元嗎？朝鮮族店員一聽，馬上“嘰里咕嚕”地翻譯過去了。金銀嬋聽了“哈哈”大笑，未置可否。“我們員工多，開銷大，掙得多，花得也多。”天天站柜臺的河南店員小聲地說：好的時候，一天賣一千塊錢，輕松得很！
“現在差了。”金銀嬋嘆息道，“韓國人都回國了，我們的客戶，至少走了三分之一，營業額少了一半。”她接著講，好在中國人越來越多，所以生意還行，能掙錢。
金銀嬋是教會唱詩班的班長，每周日做禮拜。現在，每次做禮拜，她都發現人又少了。“我的韓國朋友們，都很困難。每個星期都有人回韓國，十個十個地走。”
要是韓國人都走了的話，中國人也難掙錢啊
李明哲開的店，叫“豚瑪露”，在望京西園三區和四區之間，臨大街，店在二樓。“豚”為小豬，“瑪露”在韓語里是“地板”的意思，直譯過來就是“坐在地板上吃小豬肉”。
“豚瑪露”是家地道的韓式餐廳，客人進門后，脫鞋上地臺，席地而坐用餐。賣的是韓式火鍋，還有肘子、包肉、醬湯。這里從服務員到廚師，都是中國人，除了老板李明哲。他來北京已經13年了，先是在北京聯合大學讀烹飪系，現在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念研究生，讀旅游企業管理。每天上午上課，下午回店里，在菜味上把關。
2002年，李明哲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實習時，遇見了他的中國太太。倆人同在這家飯店實習，一個在餐廳，一個在廚房。現在兒子都5歲了。“孩子慢慢長大了，我得有個穩定的收入，而且我也想邊干邊學，做跟自己專業有關的事。更主要的是，我對北京奧運會，抱了太大希望。”2008年5月，李明哲開起了“豚瑪露”。
“豚瑪露”的前身，也是家韓餐館，由一個朝鮮族人開的，賣脊骨土豆湯，因為不對韓國人的口味，生意一直不好。但李明哲很有信心，來中國前，他在首爾一家五星級飯店的餐廳干了7年。
他在北京勁松、五道口、北苑等地兒住過，開店選址，他還是選在望京。“我仔細考察過，望京西園三區和四區，是韓國人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的‘豚瑪露’選在了三區和四區之間，又靠馬路，人流量大。”當時是奧運會前，正是房租最貴的時候，店的轉讓費就有40萬元，加上簡單裝修、做廣告、交房租押金等，李明哲花了差不多60萬元。
“朋友都說我，成本太高了。但是，我對奧運會期望更高。”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和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賽，都給李明哲留下深刻印象。他說，那像是整個國家的轉折點，不光是生活環境，人的文明素質改變了，餐飲旅游業，也一下蹦上了個新臺階。“飯館很火暴，世界杯的時候，進一個球，餐廳就免費送一桌客人一瓶酒，真熱鬧。”
結果，北京奧運會的時候，餐廳的客人，反而比以前還少。過了奧運會，韓國人多了，生意又慢慢好起來。火的時候，晚上全滿，后來的人要在門口等著。整個二樓一共四家餐廳，家家生意都好，到了晚上，吵吵鬧鬧的。
然而好日子太短暫。現在，“豚瑪露”對門的餐廳，黑著燈，鎖著門，已經倒閉。隔壁兩家雖在營業，但是個個賠錢。
“對門那家是烤五花肉的，關門了。左邊這家賣炒年糕，右邊賣烤肉，生意都不好，虧損經營。賣烤肉這家，一個月房租就要6萬，早就受不了了。想轉讓，但沒人敢接。”
李明哲最大的壓力就是每個月的房租。“太貴了，一個月3萬塊。雖然房東主動降價，一個季度8萬塊，但現在生意太差，所以，還是很貴，壓力很大。”
作為一個正念旅游企業管理的研究生，李明哲很喜歡搞調研，自己設計問卷，實地踏查，到處走訪。他很關注望京的房租問題，覺得很復雜。“我們很少能跟房子主人簽合同。有一手房東、二手房東，中間還有中介公司，房子轉一次兩次，租金就被抬起來了。”他希望能有人管理一下，或者借鑒一下韓國式租房辦法。如果房租問題能解決，那做生意的韓國人，壓力就輕多了。
“要是韓國人都走了的話，中國人也難掙錢呵。”
一定得熬過這段時間
去年10月，李明哲感覺到金融危機來了。“韓元在慢慢貶值，最厲害的時候，1塊人民幣，能換到240韓元了。也就是說，3000塊人民幣的房租，一下變成6000塊了。吃的也貴，學費也貴，生活壓力太大。所以，好多人撐不下去，只能回國。留下來的人，日子也很困難。金融危機對韓國的影響太大了。”
因為韓元貶值的原因，他說現在一份湯，在韓國吃的話是3萬韓元，在他這里吃，差不多要5萬韓元。一個菜，在韓國吃要5000韓元，他這里，折算下來將近一萬韓元，比韓國貴了近一倍。所以，韓國人不來“豚瑪露”吃了。
假如李明哲現在在中國掙到錢，再匯回韓國，就等于掙了兩倍的錢。問題是，他根本掙不到錢，是賠錢經營。房租是按季付的，上個月剛交了錢，一共是8萬元，虧空兩萬多。
“房租是我最大的問題，‘豚瑪露’現在一直在虧，而且虧得越來越厲害，下個季度的房租，我都不知要到哪里籌錢。”李明哲如今又不能不干，否則，他投入的60萬元錢，就再也收不回來了，損失更大。
“只能堅持！我們留下來的人都這樣說。一定得熬過這段時間。”他在菜上改改，更實惠便宜，吸引更多的客人。一家四口來吃的話，點一個火鍋，再加贈送的小菜，就夠了。李明哲改變了經營戰略，以前韓國客人占80%，現在只占40%，中國的回頭客慢慢多了。他說在望京，餐飲這個行業競爭很厲害。有的老手，甚至這樣干：一道菜成本是30元，他只賣25元，賠本經營，吸引客人，天天人滿，給人生意火暴的印象。堅持幾個月后，把店轉給不熟悉這行的新手，從轉讓費上賺錢。
李明哲嘆了一口氣，說道：“金融危機讓我改變了很多。”以前，他大吃大喝，大手大腳。突然經濟危機了，手上一點現金也沒有，如今得想辦法省錢。過去，他每周都跟朋友聚會，喝酒聊天兒，三百五百地花，金融危機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現在，他少喝酒、少聚會、不去歌廳、不打高爾夫球。他家辭了保姆，請了小時工，每天也只做兩小時。能不開車盡量不開，省油錢。
韓元貶值前，從韓國拿點錢過來消費，可以在望京過得很舒服。物價便宜，想吃什么吃什么，即使不懂中文也能生活，門店標志牌都有韓文，還有很多朝鮮族人，韓國商品處處可以買到。這樣的望京，總讓李明哲有回家的感覺。
現在一切都變了。“我的好多朋友，都困難，大家壓力都很大，都快堅持不住了，硬扛著。其實不光是餐飲業，望京的娛樂業也受影響。”
要照以前，周日晚上7點，正是生意最火的時間。如今，李明哲回頭數了數，“只有6桌，4桌是中國人，兩桌是韓國人。”餐廳一共210平方米，18桌。8點剛過，餐廳里一桌客人也沒有了。
高檔的韓餐廳日子更難過，因為房租更貴，裝修費更高，倒閉的也多。以前，這類餐廳的主要客戶多是韓國大企業、國家企業在北京的駐在員。現在，許多都撤回了韓國，即便沒撤的，規模也縮小了，人沒留下幾個。
李明哲經歷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當時，他在北京上學，因為學費壓力太大，所以離開了中國。但很快，三四個月后他就回來了。這次，他感覺不一樣，更厲害，“可能時間也會更長”。
這場金融危機，李明哲說學到很多東西，尤其要向中國人學習。“比如學習節儉，手里得留有現金，否則維持不了生活。”而以前，他總是很享受高消費。
“望京西園三區、四區，比以前冷清多了。過去走在路上，總是碰見熟人。‘安寧阿塞吆’(韓語‘你好’)，不停地打招呼。現在，走好遠，也見不到一個韓國人啦。”
坐在空無一人的店里，正經歷人生艱難時期的李明哲說：“當然很愁。我還在讀研究生，要養老婆孩子，下個季度的房租，我還不知道去哪里借。真希望金融危機快點過去，我要撐不住了。”
一旦沾上中國的土，人即便回國了，也會老想著中國
溫大成的辦公室在望京金隅國際29層。這天，正趕上北京刮強風，狂風“嗷嗷”地吼叫著，在樓縫間躥來躥去，沖撞著玻璃窗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辦公區里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連飲水機上的水桶也是空的。下午兩點，溫大成匆匆忙忙地從外邊趕回辦公室。
1992年，中韓剛剛建交的那一年，溫大成就到了中國，是頭一批來北京做生意的韓國人，他說那會兒在北京的韓國人才一百來人。他在賽特大廈里辦公，做貿易。
“生意太好做了，來的韓國人少，中國通也少。”后來，他去了中糧廣場，在一家高檔韓餐廳“壽福宮”里當經理。
按當時的規定，外國人只能住在固定的幾個地方，像燕莎、賽特、亞運村、國貿等。“不可能住在望京，那里還是農村呢。”當時溫大成住在朝陽公園西門，雖然住的條件好，但孩子的教育問題解決不了，找不到輔導孩子的家教。因為只有一戶韓國人，兒子也沒人玩。
望京發展起來后，溫大成也搬到望京。他住在望京最好的樓盤“克拉斯”里，200來平方米，租金只要一萬多元，而朝陽公園那邊，同樣面積的房，一個月2.5萬元。溫大成說自己喜歡住望京，生活方便，韓國食品什么都有，關鍵是能解決孩子的教育問題。
但現在，望京起了變化。“我的朋友、鄰居們都走了，我心里難受。”他苦著臉說。
“溫總，我現在特別困難！”不少在望京做生意的韓國老板，向他訴苦。
溫大成擔任在京的韓國中小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韓國人在北京的中小企業，主要以服務業為主，餐飲業占很大一塊。他說整個北京城，韓國人和朝鮮族人開的韓餐廳，一共有498家。
協會每月開一次會，這幾個月，每回開會，他都發現一些人不見了。十個人里頭，能有兩三個看不到了。據他說，望京起碼有25%的韓國人回國了。在望京和五道口，有兩家韓國銀行，外換銀行和友利銀行，它們主要的客戶都是韓國人，聽說如今客人減少了60%。
據溫大成了解，韓國人在望京的餐飲企業，現在30%已經倒閉，10%稍稍掙錢，其他活得都很艱難，處于掙扎中。造成這種局面，他認為，是因為這些韓餐廳定位不好，針對的是韓國客戶，而他的經營方向卻不是這樣。
溫大成自己也干餐飲業，北京溫家餐飲有限公司，他有12家名叫“大長今”的韓式快餐連鎖店，主要賣全州拌飯，共有10種。開店選址時，他避開了望京，而是把店開在中關村、西單、王府井、朝陽公園等地兒。他雇了250名中國員工，99%的客人是中國人，日均客流量800人。“如果是針對韓國人，那我不如就在首爾開，何必跑到北京來？”這個經營策略，讓他躲開了金融風暴，連鎖店沒有受到重創。
到“大長今”連鎖店吃飯的，主要是年輕人。溫大成不做廣告，但每個月都搞各式各樣的促銷活動，培養中國的客戶群。他的促銷活動是文化加餐飲，比如從韓國請人來表演亂打，演唱歌舞，搞拌飯大獎賽、有獎競猜等，一等獎可以免費吃一年拌飯，或者去韓國旅游。
“我對拌飯進行了改造，針對中國人口味。中國人喜歡咸一點，甜一點，多放味精。就是辣，中國人的辣，跟韓國人的辣也不一樣，中國人喜歡的是麻辣。而且，我們的拌飯便宜，一份拌飯，有湯有飯才25塊錢。”
眼下，對別人來說是危機，在溫大成看來卻是機遇。因為他的主要客戶群是中國人，掙的是人民幣。同樣一份拌飯賣25元，由于韓元貶值的原因，25元人民幣，以前相當于3000多韓元，現在相當于5000多元。這樣，溫大成等于比原先多掙錢了。現在，很多餐廳倒閉，房租也下降了，以前一平方米10元錢，現在只要5元。正好借機擴張，溫大成想在中國開999家連鎖店。
“不知道為什么，一旦沾上中國的土，人即便回國了，也會老想著中國。假如1元人民幣，能兌換到150韓元的話，韓國人也許就又回來了。”
這天，郁悶的老馬在網上閑逛，隨手點開望京社區網，壇里一個帖子吸引了他的目光：《韓國人撤了，望京社區該怎么辦》。一個網友回帖：嘿嘿，望京這么好的設施別閑著，咱們自己享用吧。
“對呵！干嘛我空著大房不住，窩在小宅子里？”老馬決定自己先拉動一下內需，從“蝸居”搬往“豪宅”。搬家那天，東西進門后，他癱坐在沙發上，想喝口水，打電話讓樓下的小超市送桶“農夫山泉”。
他撥通了電話，聽筒里傳來一個女人溫軟的聲音：“奧巴賽吆。”老馬聽不懂，捏著電話，一下子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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