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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中國消費形態的了解，消費心理的探究，其實還是表面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是用所謂西方發達國家的現象來作為參照。

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文化的分析，才能夠理解和明白。為什么別的國家是這樣飲酒，而我們是這樣來飲酒的，就像我們的干杯文化，一直被很多葡萄酒人所詬病，其實這就是我們文化的表現，文化不存在好與不好之分。

當我們再深挖下去的時候，直至潛到最底層的文化，我們會看到它就是中國葡萄酒文明演變的根源。其實，全球商業的發達，就是在文化層，政治層，經濟層，產業層，消費層等方面進行的競爭。

其中，只有文化層是最為久遠也是最有競爭力的。市場消費層反應的是深層文化下的時代特性。政治層和經濟層的影響少則幾年，多則幾十年，但文化層卻可以幾百年乃至幾千年。

法國之所以經久不衰，之所以成為當前葡萄酒世界的王者，是因為法國一直在輸出葡萄酒文化，而不是單純的產品和價格的高低。澳大利亞引領了新時代的葡萄酒文化，而美國并沒有，所以澳洲將會成為新的領軍人。

智利的葡萄酒要想成就大未來，主要還是要考量文化的底蘊和影響力，確切地說，是不太可能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國等國，雖然釀酒歷史悠久、技術深厚，但在文化輸出上卻落后于法國，始終處于尷尬的第二層。

至于其他很多葡萄酒小國像格魯吉亞、烏克蘭、羅馬尼亞、摩爾多瓦等國，在文化輸出上太少甚至基本上沒有，反映在市場上，消費者根本不知道，更何談了解？

同時，上述這些國家即便葡萄酒很發達，但由于文化底蘊、經濟發展和人口的因素，在未來的世界葡萄酒格局演變中，其實也難以真正的領導全球。

例如人口因素。想引領全球，這個國家人口的多與少也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可以看到，從早期西班牙、葡萄牙到荷蘭、大英帝國、法國、德國到美國，影響世界的國家，其人口也不斷遞增。能夠擴大影響力的，人口的多少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的葡萄酒釀造歷史也非常悠久，但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結構不一樣，導致葡萄酒出現了斷層和脫節。而歐洲得益于工業革命、得益于大航海時代，由于貿易和流通促進了葡萄酒文化的輸出。

波爾多正是在大航海時代崛起的。“海上馬車夫”荷蘭開啟了波爾多葡萄種植園，后由“日不落帝國”英國成就了波爾多的全球地位。殖民運動里葡萄酒可以換黑奴的“三角貿易”，使歐洲葡萄酒大獲發展，波爾多更得益于港口優勢，葡萄酒貿易地位由此奠定（也得益于英國因地理環境不宜種植葡萄）。

大航海時代促使“歐洲富裕的大西洋貿易”“進出亞洲”等帶動歐洲的進步與變化。17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上載滿倉葡萄酒，從倫敦經馬德拉島前往印度孟買，再迂回于印度與好望角之間。這種基于殖民的黑色貿易，使歐洲正式成為全球的第一個葡萄酒中心。

工業革命之后，生產效率大幅提高，生產規模擴大，全球貿易進一步加強。經歷世界大戰之后，英國的霸主地位遞交給美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球葡萄酒發展受阻或發展緩慢，美國雖遠離戰火但卻是最大受益者。但美國的禁酒令使葡萄酒受到影響并呈低質化。此時歐洲移民到澳洲的開拓者使得澳洲葡萄酒大獲發展。作為世界霸主的美國，倡導全球化和自由市場，在這場貿易戰中最大的獲利者當然是美國，其次才是歐洲。

中國是一個茶的民族，卻不是一個葡萄酒民族。陸羽《茶經》是中國乃至世界現存最早、早完整、最全面介紹茶的名著，而我們卻沒有為葡萄酒著書立說，均零星記載與提及。西域葡萄酒產地，唐朝之后因伊斯蘭教禁酒的緣故，大量葡萄制造成葡萄干。

三大水系的黃河、長江、珠江養育了中華兒女，締造了輝煌的河流文化和農耕文明。食用五谷，所以酒以谷物發酵和蒸餾酒為主。農耕文化不具備侵略性，所以中原并未發動對外國的侵占。雖然我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海洋文化卻一直處于弱勢，尤其是清代的閉關鎖國，導致落后挨打。

改革開放之后，今天再次翻開中國版圖，東部經濟明顯優于中西部，這也得益于全球貿易的港口優勢。現如今海洋經濟已提升為國家戰略，中國已成為全球進口葡萄酒最重要的國家，同時國內的葡萄酒大獲發展，成為世界上葡萄酒增速最快的國家。對于葡萄酒，中國人也將會像擁有互聯網一樣去喜愛，這必將融入中國文化體系之中，釋放出影響全球的新光輝。

葡萄酒的新商業文明，就是將中國傳統文化的道與葡萄酒強國之術融合在一起，形成中國葡萄酒文化的商道精神。

中國葡萄酒的商業精神是什么？一直以來，我們搞種植和釀造，忽略了中國葡萄酒精神的建設。今天，隨著消費大時代的來臨，為了讓中國葡萄酒能夠走進千家萬戶，能夠走向世界，我們有必要重新來認識和構建。

企業不能為了掙錢什么都干，否則，行業就會像腐爛的蘋果。不把腐爛的部分削掉，遲早整個蘋果都會爛掉，而葡萄酒產業也必將遭到破壞。

社會在進化，市場在發展。葡萄酒產業也要與時俱進。從80年代開始，中國葡萄酒迎來成長期。這也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而成長起來的。96年開始，隨著中國經濟的軟著陸，大部分行業都迎來了一輪高增長，葡萄酒也受益于此。由啟蒙到培育，今天，我們的大部分消費者對葡萄酒已經不再陌生。

葡萄酒不是孤立的產業。它和國內外的的政治經濟形勢都密切相關，也深受民族文化的影響。

不同民族對金融的理解，直接決定了民族的未來。人們都喜歡說，猶太人是最懂金融的民族。實際上，中國人才是最懂金融的民族。一部《管子》，其中主要體現的就是經濟、金融的思想。其實，這部書據說也不是管仲所寫，而是多年之后由別人整理而成，想必不可能完全記載更真實的管仲思想，甚至是一知半解。然而管仲出生在公元前723年，而我們一直奉為經典的《國富論》，其作者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出生在1723年，相差了2000多年。但有關金融中的各種玩法例如貨幣戰、通貨膨脹、價格與市場、稅收與財政、宏觀調控、社會分工等等，都會讓你大吃一驚。原來，我們的老祖宗如此早的就已經告訴了我們。

溫州很信奉猶太人，這跟他們從小商小販起家有很大的關系。在中國人的金融思維里，類似于猶太人的投機是低層次的，而國家資本才是最高的境界。宋朝發明世界上第一個紙幣交子，而晉商的身股制度是中國最早的股權激勵，也是世界最早的。

所有的這些，都是中華文明的熠熠光輝。沒有這些深厚的文明，何以談稱王世界？而這些，都將影響整體的商業體系，包括葡萄酒。

中國沒有理由在文化上自卑，更無需在文化上不自信。

以往我們一直在學習國外，特別是學習法國的經驗。但是，由于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國葡萄酒要想發展，就必須走一條屬于自己的發展道路。

中國有句話叫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世界迎來了“中國時代”。歐美的運程已經過去了。歐美并非我們想象的那么美好。確切地說，歐美等發達國家，在全世界進行的“財富掠奪”，已經到了新的節點。

而今，世界的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不是簡單的世界經濟周期性衰退，而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全球經濟必將出現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也在逐步放緩，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引擎。

中華民族正在實現偉大復興，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中國已經走向世界，對世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中國葡萄酒受益于此，也必將成為世界葡萄酒發展的新動能。

中國自古崇政輕商，但依然誕生了很多杰出的商界巨匠，例如春秋時期的范蠡，近代的胡雪巖等，都留下了很多經典的“商訓”，直到今天都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中國葡萄酒在早期的發展中，由于市場不發達，導致行業產業的政策也相應比較松，市場的監管也比較弱。也導致原有的葡萄酒商業文明是以單純的盈利為目標。而新時期，葡萄酒的新商業文明要把企業盈利的目標和社會效益融為一體。

所謂葡萄酒的新商業文明，就是要走出現在世俗性的人文主義，要用新的價值觀來驅動，這時的企業社會責任不是企業如何花錢，而是企業如何負責任地賺錢，突破單純的盈利，建設和諧共生、開放透明的葡萄酒新生態網。

在新商業文明時代，在全新的價值觀指導下，要強調跨企業的合作、強調企業與政府與社會的三者合作。實現新商業文明的主要路徑是“創新”“共享”“責任”“互利”這八個字。

在浩瀚的中國思想智慧中，我不知道最早是誰說的這句話，但我認為它非常適合今天的中國葡萄酒：以德修身、以誠養心、以義制利、以本求新。

中國葡萄酒行業正處在一個從傳統走向全面信息社會的大變革時代。生產方式、商業行為、商業模式都在發生巨大的改變。這一次，中國葡萄酒無需再學法國，我們應該主動構建屬于我們自己的新商業文明架構。

如此，中國葡萄酒才會迎來大時代、新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