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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是“九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破產法》實施的第十個年頭，這一年，“抓大放小”戰略被提出來，企業改革尤其是產權制度改革等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也是一個熱血滿懷的年份，香港即將回歸，進口關稅第五次降低，消費需求的膨脹，讓躊躇滿志的企業家們看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正如時任秦池酒廠廠長姬長孔說的：“中國進一步走向開放，如果我們還不能迅速形成我們自己的品牌，以后的機會可能就不會像現在這么好了。”這也正是秦池當年豪擲3.12億元再奪 “標王”的原因所在。

作為中國酒類行業唯一一份經國家新聞總署批準、全國公開發行的報紙，《華夏酒報》已經逐漸成長為酒類行業的主要輿論陣地，同時也是宣傳推廣釀酒新技術的主戰場。從1989年創刊到1996年初，《華夏酒報》刊登的結合酒類生產實際的科技論文已經累計有上千篇，這些論文解答了釀酒生產中的許多難題、痛點。1996年，《華夏酒報》特從以往刊發的科技論文中精選出近百篇文章，編輯出版了《白酒技術文萃》一書，并特別邀請沈怡方、高景炎等著名白酒專家擔任主編，該書于1996年7月由中國輕工業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成為當時釀酒行業一線技術人員的“紅寶書”。

宣傳“九五”規劃，走在行業前列

1996年，是實施“九五”規劃和實現我國跨世紀中長期戰略規劃的第一年，同時也是我國釀酒行業穩定發展的一年。

1996年4月9日，《華夏酒報》刊發了《中國輕工總會確定釀酒業發展方向》一文，文中稱“中國輕工總會決定，‘九五’期間將進一步控制白酒生產總量，使白酒比例由占酒類總產量的25%降為10%，并進一步降低度數。”同時說，“我國釀酒企業還將采取多種措施，促使高度酒向低度酒、糧食酒向水果酒、蒸餾酒向釀造酒、普通酒向優質酒轉變，并以此作為釀酒業的發展方向。”

1996年5月3日，《華夏酒報》刊發了《耿兆林談“九五“釀酒工業的發展》一文，時任中國輕工總會食品造紙部主任、中國釀酒工業協會理事長耿兆林說，“九五”期間，釀酒行業還要繼續做好兩個轉變：一是企業經營機制的轉變，逐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重點搞好國有大中型釀酒企業的改革，走“以酒為基礎，綜合發展”的道路，力爭創出幾個銷售額在20億元以上的大型企業集團;二是實現釀酒行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通過結構的優化、科技的應用、管理水平的提高，使釀酒行業從速度型向效益型、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方向邁進，創造出國有名牌。”

在“九五“第一年，各省市釀酒行業卯足了干勁為實現“九五”計劃打好基礎。

據1996年1月12日《華夏酒報》刊發的《四川省名酒企業“九五”發展規劃出臺》一文中報道，四川省人民政府針對“九五”期間該省6大名酒企業的發展制定出“調結構、上質量、擴規模、滿足消費需求、提高市場占有率和求得最大經濟效益”的奮斗目標，正式發布了《四川省名酒“九五”發展規劃》。

據1996年3月22日《華夏酒報》刊發的《遼寧啤酒協會對企業提出要求并制訂具體標準》一文中報道，這一時期，遼寧省啤酒協會針對企業實施名牌戰略也提出要求并制訂了具體的標準，包括：創名牌要進一步樹立企業的新形象;要抓住名牌的戰略核心;創名牌保質量必須要做到“四定一加強”，即定產品標準、定產品工藝條件、定原材料質量標準、定產品包裝裝潢，加強工藝衛生管理，特別是工藝微生物管理，實施名牌戰略是振興民族啤酒工業之路，也是企業增加經濟效益的有效途徑。

另外，安徽啤酒工業也制定了“九五”發展藍圖，1996年4月5日《華夏酒報》刊發的《安徽啤酒工業確定“九五”發展目標》一文中就提到，“安徽啤酒工業在九五期間將采取‘抓大的，放小的，扶強的，并弱的，使大的更大，小的快跟上，強的更強，弱的變強’的措施，上規模，要水平。”在“九五”規劃中，安徽省啤酒協會指出，要在激烈的競爭中站穩腳跟并有所發展，必須抓“兩頭”——龍頭企業和拳頭產品。在啤酒項目的擴建和建設上，要以市場為導向，高起步，嚴要求。

豫粵皖三省酒業在這一時期也確立了“九五”發展規劃。其中，河南省釀酒業在“九五”規劃中強調，要貫徹“低度、優質、多品種、多檔次”的發展方針，組織好現有名優酒和適銷對路酒的生產，對現有名優酒以鞏固提高為主，引進國外先進的釀酒技術，改進現有葡萄酒產品的品質，扶持形成幾個具有規模優勢的啤酒集團等。廣東省的釀酒工業“九五”規劃包括“強化行業管理，實行宏觀調控;加大技改力度，逐步實現釀酒設備機械化和現代化;強化名牌意識，多創名牌產品”。甘肅省的發展規劃內容是，發展規模生產，組建集團公司;并關停轉一批小企業;加大宣傳力度，開拓省外市場等。三省的酒業規劃內容均涉及到“調整產品結構，發展規模效應，創立名牌產品”等進行，在順應時代發展趨勢的同時，也貫徹了“四個轉變”的精神。

走出各具特色的發展之路

在開放的大市場條件下，酒類市場不可避免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毋庸置疑的是，在以市場為導向的大環境面前，川酒、魯酒、蘇酒、皖酒等板塊經濟逐漸出現了分化，走出了各有特色的發展之路。

基于“江蘇名優酒銷量總量大幅下降”的現狀，蘇酒在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發展路子，在《華夏酒報》1996年1月19日刊發的《江蘇白酒怎么辦?》中指出，“有關權威人士提出了‘蘇酒應根據市場競爭和國家有關政策要求，組建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大型企業集團和酒業集團’的設想”，在7月2日刊發的《蘇酒，何以重振雄風》一文中還提到，“要加大廣告宣傳力度，走名牌效益型之路;要遵循白酒低度化發展戰略，使名牌變民牌;要摸索出一套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營銷方法和手段。”

如果說，2003年，綿柔型的藍色經典橫空出世以及后來2010年蘇酒集團的成立，印證了上述觀點的前瞻性，那么，在中檔酒升級趨勢不改、品牌集中度持續強化的今天，建設酒業集團和摸索新營銷方法等“藥方”，于今天的蘇酒乃至魯酒、徽酒等板塊而言，依然具有戰略性的指導意義。

再看當時蘇酒板塊用來比照的魯酒、川酒板塊。自“八五”期間直至1996年，魯酒白酒產量、銷售收入、利潤均居全國前列，其中商品酒躍居全國首位。山東省為鼓勵酒業發展，對魯酒出省實行退稅制度，包裝材料免收增值稅，從而使魯酒獲得大量資金投入廣告宣傳和生產發展。但當時80%的魯酒屬低檔大眾白酒，缺乏國家名酒的金字招牌，品牌優勢較弱，綜合實力不強，成為至今制約魯酒發展的短板之一。

而坐擁名酒資源的川酒，瞄準“調結構、上質量、擴規模、滿足消費需求、提高市場占有率和求得更大經濟效益”的奮斗目標。在《華夏酒報》1996年2月6日刊發的《四川發展名優酒前景光明》中，用“五糧液、瀘州老窖特曲等7家企業的統計數據——本省名酒的實際銷售量只占了酒廠總銷售量的15%～20%”等數據，力證了四川名酒的總趨勢是“產不足銷”的觀點，并提出，整個川酒業務的興旺與發達還寄希望于名酒企業的“傳、幫、帶”。

1996年，有人將其看作是堪稱“創世紀”的年份。在《華夏酒報》1996年4月19日刊發的《為有源頭活水來》一文中，時任安徽種子酒總廠長的鎖炳勛說，“大開放的中國應運而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千年等一回，我們企業家應勇敢地站在這‘一回’大變革的前沿陣地，挺起脊梁，勇挑起時代的重負，應該有這種時代的緊迫感和危機感，把這種機遇視為千年等一回的絕佳契機，創大業、干大事!”這反映了當時不少企業家的心聲。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華夏酒報》忠實地記錄了那一年企業的改制成長、企業家的果敢與擔當。在1996年12月31日《華夏酒報》刊發的《浩然一曲酒千鐘》的元旦獻詞中，記者飽含深情地說：“回首來路，1996年，釀酒行業走過了穩定發展的一年，1997年，我們要以飄香的美酒和豪放的正氣之歌去迎接香港回歸祖國和黨的十五大勝利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