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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0日上午，2017第一屆全球“茅粉節”開幕式舉行。當天，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年齡的上千名嘉賓齊聚茅臺。這次“茅粉節”，茅臺集團精心策劃了“讓老酒回家茅臺老酒品鑒”、“大師面對面”、“公益拍賣和茅粉之夜晚會”等豐富多彩的互動交流活動，把“茅粉節”推向一次又一次高潮。

開幕式上，80后的北京“茅粉”代表潘川一上臺就說，她和身邊的畫家們都喜歡茅臺，她在結婚時、與朋友聚會時，都選擇茅臺作為遞增情感的催化劑，站在主席臺上的潘川直言：“我一個人就能喝下半斤茅臺！”接著，來自上海一家外資銀行的符介人、來自新疆的孫威，來自四川的楊波作為“茅粉”代表紛紛，表達了對茅臺的鐘情與喜愛。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資源與體制的開放，酒類市場的供需關系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消費需求不斷高漲，逐漸從過去的“求量”變為“求質”，一批名酒開始在旺盛的消費需求中脫穎而出，引領消費走向。與此同時，消費端也慢慢完成了代際更替，更年輕、更活力、需求更為多元的新一代消費者成為中堅，催動了供給側的改革。

《華夏酒報》成立于1989年，恰為改革開放第二個十年開始之際，也是消費端的劇變漸漸開始之際。在30年不斷變遷的過程中，《華夏酒報》準確捕捉每一個變化節點，一邊集納消費者的需求訊息，另一邊為供給側的每一個改革舉措助陣吶喊，努力在需求與供給之間搭建橋梁，為中國酒業向前發展提供助力。

第一個十年

品牌化消費初露端倪

改革開放推動了生產力的大發展，基本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需求。對酒業而言，除了一批老牌酒企煥發青春之外，還有一大批地市、縣級酒企加入競爭，形成了百舸爭流的局面。

從消費端來看，在1989年之前，一大批區域酒企的出現，基本滿足了普通群眾消費需求。 數據顯示，1988年，我國白酒行業總產量已達到468.54萬噸，比改革開放初期增長了3倍多，這種發展成績，與消費需求的牽引、與初期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

此后，消費端需求逐漸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型，品牌化消費從此初露端倪。新生的《華夏酒報》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1989年6月28日，《華夏酒報》試刊號推出，初試啼聲。當時業界三個巨頭——張裕、茅臺、青島啤酒，齊齊登上當期試刊號，在這個新生的專業化媒體上向消費者展示品牌風采。

一路走來，《華夏酒報》見證并參與了此后酒業的每一次變革，見證并推動了消費端朝向品牌化的每一次轉變。

依靠改革開放之后十年間產能大擴張奠定的基礎，酒類消費市場日益繁榮。名酒、地方酒憑借于自身所能依托的行政資源、市場資源各顯其能，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在生產端“百花齊放”的態勢下，消費端的選擇空間越來越大，這促使了消費理念向品牌化轉變。

自飲、送禮、公務商務宴請……諸多消費場景之中，全國化名酒與區域化名酒逐漸成為消費者的主流選擇，為數眾多的非知名酒類企業、小型酒類企業，只能依托本土化消費群體，以較低的價格，走性價比路線或散酒路線。

第二個十年

消費需求牽引流通變革

品牌化消費逐漸成為主流，這貫穿了1999～2008年。受此影響，一方面，部分名酒開始采用越來越復雜的防偽技術，實現“保真”的同時，也拉開與其他品牌的差距；另一方面，為適應消費需求，酒類市場的流通渠道，也開始出現變化。

在改革開放之前，酒類消費渠道基本為國營的供銷社體制把控。改革開放后，這種狀況逐步得到改善。

從改革開放后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酒業在銷售與渠道方面，形成了“割據”局面。許多縣級酒廠、地市級酒廠，依托自身品牌在本地的影響力，構建起以國營商場、商店為主體的渠道體系。

在產能供給不足的時期，這樣的流通模式顯然還頗為有效。但是隨著酒業產能的增強，如何快速消化產能成為重要任務，有限的網點已經不能滿足消化產能的需求、也無法滿足消費端的需求。隨著國營商業體系的分解，依托私營業主，發展代理、分銷、批發業務，成為諸多酒企的生存之道，但區域型酒業依然依托本土，形成優勢戰場。

此后，諸多以“夫妻店”形式出現的批發部，開始滲入到酒類流通領域。

總代理——省級總代——地市總代——縣級總代……逐級深入、逐級分解的層級代理制逐漸形成，體系日益復雜的背后，是消費端對品牌化酒類產品的旺盛需求。

這樣的發展過程中，批發、零售的模式在方便了大部分消費者的同時，也帶來了無法保真的問題。為了有效塑造品牌形象、滿足部分消費者對于品牌化專屬流通體系的需求，諸多名酒企業開始了品牌專門店的建設工作。

2000年2月16日這一期的《華夏酒報》上，《茅臺首家專賣店在南昌亮相》的新聞讓讀者眼前一亮。同年3月24日，《華夏酒報》所刊載的《茅臺酒采用綜合防偽新技術》的新聞同樣在向需求端傳遞著酒業與時俱進的新面貌。

第三個十年

消費多元化與個性化并進

2009年開始，《華夏酒報》進入到了第三個十年發展期，在這一期間，酒業市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劇變，在需求日益多元化、個性化的帶動下，消費主權時代全面來臨。

以2012年為界，隨著禁止三公消費的全面推行，之前以“官酒”帶動消費的市場環境不復存在。在供給層面，如何契合真正的消費需求成為酒企集體研究的課題。

在需求層面，也發生了兩大變化——其一是消費群體代際更替的基本完成，其二是隨著代際更替的完成，消費主體的需求更為多元化。

這種轉變，意味著酒業徹底從過去的“賣方市場”（其一是上世紀80~90年代末的賣方市場，當物質不夠豐富時，賣方憑借資源優勢享有主動權；其二是90年代末到2012年間的賣方市場，在盤中盤模式支撐下，以“官酒消費”形成主流消費趨勢，帶動整體消費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

目前，“80后”甚至“90后”已經逐步成為我國消費市場的主力群體，其消費具有鮮明的特點。更加注重消費的個性化和時尚化，更加注重儀式感和現代感，其飲酒觀念、場所、方式也發生了明顯變化。飲酒人群和觀念的變化，產品品類多樣化的選擇，不僅導致消費市場的分流，而且對酒類自身也提出低醉酒度、多風 味、多樣化、多層次、健康性、時尚性、個性化等新要求。

酒業的供需關系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在這種趨勢下，逐漸形成消費主權回歸的態勢，即消費者成為消費市場的主導方，而他們對于酒類的消費需求進一步轉變，從過去追求“有”轉變到“好”，從基礎型需求轉化為多元化的“功能型”需求。

在這種氛圍下，低度化、健康化的新品類不斷涌現。以江小白為代表，中國白酒開啟了在包裝、規格、宣傳話術等諸多方面的年輕化變革，以銳澳預調雞尾酒為代表，中國酒業向著品類創新的方向不斷邁進，以五糧液“新生代酒品”為代表，中國酒業開始了整體的年輕化創新。